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和亚太问题、世界政治、国际战略问题等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09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编辑
1漂移的世界版图：世界体系论的历史视野
世界体系理论以一种“历史转盘”的思维逻辑看世界，认为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永远处于变迁与漂移的进程之中。
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逐渐成为了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滥觞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的扩展过程，逐渐被等同于全球化的进程大部分非西方国家被动地接受了来自欧洲这个强大中心的单向辐射“西方中心论”也就在一种不对称的互动关系中被建构了起来。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正式形成之后，延展全球的体系扩展构成了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而当前的国际格局也被放在了这一历史大潮中进行框定，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超然世外。从学科进步角度看，世界体系理论可称之为各种相关理论的集大成者。它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和大范围的研究方法，跨度大、覆盖广，强调对全人类的活动、大范围的历史进程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运用了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分析法，将百年历史趋势与国家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以及国际体系中霸权国家的出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学习了以剩余转让、资本积累、工资水平、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著称的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等诸多经济学、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思路，奠定了其在国际关系学界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不可忽视的地位。
1974年任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社会学系的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将其《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的起源》展现在世人面前，学界反响热烈。随后，沃勒斯坦教授笔耕不辍，相继推出《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巩固（1600-1750）》、《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时期（1730-1840年代）》、《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共四卷本，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现代世界体系”；同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约翰·霍普金斯等学者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完善和发展了世界体系的理论架构。
此外，以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学者认为，我们应将视线延展到更深的过去和更远的未来，指出同一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现代欧洲世界体系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而恰是亚洲在更早的时期转动了这个世界体系，当时的欧洲也不过是这个亚洲世界体系的边缘。这种分析思路，使其自然成为了“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
2四维坐标：世界体系论的结构观
世界体系理论可被看作是一幅认知世界的“全景图”。它是一个分别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进行延展的理论，这种时间的纵深与空间的跨度，鳞次栉比地构成了一套立体丰富的理论体系。下面我们分别从时间、空间、主体和性质四个维度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剖析。
时间维度：延续的周期性历史。
从方法上讲，世界体系理论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长周期理论。沃勒斯坦认同布罗代尔用“长时段”来勾勒历史的方法，同时又将布罗代尔的“结构”改为“历史体系”，认为在这个历史体系中既有周期性规律，又有长期趋向。
与传统意义上国际关系专著不同，四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史料详实、史论结合、以史为鉴。基于大量史实的叙事方式也为世界体系论增添了时空上的厚重感和理论上的说服力。世界体系理论以历史为基轴铺陈理论，就是说，强调在时间上建立起一个“社会历史科学家”的“结构时间和周期时间”。正如王正毅教授所言世界体系论“与福山的理论虽然角度不同，但是都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流思想提出了挑战；与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不同，沃勒斯坦是从一种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国际体系”。也正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世界体系理论才可以通过其独到的视角，透视到被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忽视的“体系”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体系的“运动规律”
空间维度：“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演进。
首先，世界体系理论以其“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三层结构著称强调层析演进。从经济史角度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之间的“不等价交换”资产阶级通过这种交换实现了自身的“资本积累”，进而也就产生了资产阶级核心与无产阶级边缘之间的空间上的不平衡状态。通过周期性过程的调整，最终表现为一种动态的系统和周期性的循环摇摆过程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所言，“麦金德聚焦于核心，而沃勒斯坦则更关注南北对抗”。
其次，世界体系论创造性地阐发了半边缘地区的重要作用。 “半边缘不是统计学上划分点的技巧，也不是剩余下来的类别，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必需的结构因素。生存技巧的集合点，部分倾向于主要位于边缘地区的群体政治压力，压力主要针对中心国家；另一方面处于边缘地区的势力位于中心国家的政治竞争场之外，很难达到政治上联合的目的。”由此，“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是世界体系在空间上的表现，“融入”和“边缘化”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心和边缘的互动这同一个过程所作的描述。
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的半边缘地区域，对邻近的核心地区而言呈现一种边缘化的过程，而相对于邻近的边缘地区而言又呈现一种核心化过程——对维持当下世界体系的稳定性，抑或是积蓄未来世界体系的诱变因素，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主体维度：一体化的世界。
世界体系理论最大特点在于选取视角和分析单位以“世界体系”为基点，因而具有全局性的大视野。沃勒斯坦认为，人类历史虽包含了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国家，但这些主体从来就不是孤立发展而是相互联系的，并由此形成了一定的“世界性体系”。
正如他反复强调的那样，该理论“彻底抛弃了以主权国家和那个含糊概念-民族社会——为分析单位的思想，认为这二者都不是社会体系，而人们只能在社会体系内谈社会变化，在这种结构中，唯一的社会体系是世界体系”。这种“大历史地理观”自然就构成了一种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思维模式，主张世界整体是唯一真正有效的研究单元。同时，世界体系论立足于其所描述的时代的中心，意在从结构性思维的角度，分析和抓取世界体系沿革过程的关键要素。
性质维度：经济—政治—文化的联动影响。
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定义为 “一个实体，这种实体有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作为一个体系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经济体系（worldeconomy）’、‘政治体系（worldpolitics）’、‘文明（civilizations）’”。因此，经济、政治、文化的联动凸显了世界体系的运作机理。
首先，经济是世界体系形成的内生动因。尽管世界体系内部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化联系所纽结，并最终被政治安排和联盟结构所加强，但从本质上来看系统各部分的联系是经济的。核心与边缘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以及核心区域的“资本积累”，都从根本上推动了世界体系的形成。这种互动在阶级上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地理上存在于趋近中心的区域与趋近边缘的区域之间。可以说，对“中心—半边缘—边缘”之间阶级划分的框定，以及对地理空间上相对位置区隔的分析，是世界体系理论建构的根基和关键命题。
其次，政治对世界体系结构的固化作用。一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理论上被平等定义的主权，都取代不了实际上早已被等级化甚至阶级化的国家。世界体系的变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双重互动的过程，一是边缘区域的“边缘化”过程，二是核心区域的“核心化”过程。
经济两极化相应的是政治两极化，由经济的内生动因促成的世界体系，存在着“中心—边缘”的互动强化关系——中心国家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其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地位逐渐成长为政治领域的全球霸权，而边缘国家则在经济上“被边缘化”的过程中相应地成为了政治上的弱国。同时霸权轮替对世界体系变迁还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促动作用。剥削和拒受剥削的不可避免性，构成了世界体系周期变化过程中持续的“二律背反”现象，这种现象反映在政治维度的具体表现就是霸权国家反复出现但并非连续发生。
一方面，霸权国试图限制半边缘地区，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固化其盟国的经济实力以维持自身的“特殊”优势；另一方面，霸权国地位的维系又需要依赖其盟国足够强大的市场，而这又会反向地导致其盟国经济实力增强——这种现象恰巧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世界体系呈周期运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第三，文明对世界体系的维持具有粘合作用。世界体系观察的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的长周期中，由习惯、结构、文化等各种因素聚合而成的历史整体，它的生命由冲突的力量互相牵制而聚合在一起，而当每个群体不停地寻求各自利益重组它时，就会将其分裂瓦解。
文化统治倾向于为主导群体的利益服务，并外向性地对世界体系整体产生辐射作用，这是中心国家在具有了经济先进性和政治主导性之后所特有的优势。“追求科学”成为了文明延展的象征西欧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扩展所谓“普遍性的”文明，这使得边缘国家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一种两难的境地。沃勒斯坦认为，从本质上讲，这种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文明，正是欧美中心主义作为世界体系的核心支配边缘进而榨取剩余价值的一种制度性的工具和意识形态。
3东南亚地区主义：超越边缘化的尝试
从一般意义上讲，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往往可以通过经济优势、政治强力和文明辐射，将边缘国家纳入到由自己主导的“大体系”中，以自身为“车轴”而以边缘国家为“车辐”维系世界体系的运转。然而以东盟为代表的东南亚的地区主义实践，则凭借其特有的“时空优势”——特殊的历史节点和不同的地缘位置，促动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轴辐倒置”的次区域结构。
时间上：漫长历史周期中的地区横截剖面。
二战前的东南亚地区，始终无法挣脱被各种强大的中心力量边缘化的桎梏，在传统意义上显然长期属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东南亚在历史上曾处于古印度和古中国两大古代东方文明的边缘地带，中国同东南亚的互动大都是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建立了一种较为松散的“中心--边缘”关系。16世纪以来，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被殖民，甚至有些地区还曾“几易其主”，而该地区民族国家的观念和国家互动的理念，也是在被动“卷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逐渐习得和建构的。从现实来讲，东南亚地区超越“边缘化”的努力，体现在其在当下历史横断面上的异质性。
世界体系理论是基于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背景铺展开来的、借助于前人长周期理论的分析思路，为学界展示了一幅纵向的世界体系演化的“全景图”。然而战后几十年来，东南亚各国在国家现代化和区域一体化上所取得的成绩，却为世界体系的长周期理论提供了反例。
冷战结束以来，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东南亚各国先后摆脱了殖民统治，“出现欧美现代国家不熟悉的多样性的族群与文明政治”，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更是在世界的“大体系”中“四两拨千斤”地挣脱了继续被“边缘化”的宿命，凭借其自身独特的地缘优势和巧妙的制衡手法，在东亚地区存在的美国、日本和中国的“新三角”博弈中谋求发展，从而能动地建立起可与北美自贸区和欧盟相提并论的“小结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诚然，综合评估东南亚的实力可知，这一地区在现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成为世界体系“中心区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以东盟为核心的东南亚却又成为了一支当今世界格局之中“温和又不驯服”的力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绽放异彩。
空间上：以特有的地域优势凝聚地区吸引力。
东南亚虽然处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区，然而却具有天然而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一直以来都是世界版图上的“兵家必争之地”。
学者曾这样描绘东南亚的自然地理条件—— “考察东南亚国家在实力、空间形态和相对位置等方面的联系是有趣的，这突出表现在越南版图的狭长型、泰国的蝌蚪型以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版图的复杂和支离破碎。菲律宾与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为邻，国内受到强大的离心力的冲击。柬埔寨和老挝分隔了这个地区最强大的越泰两国，形成了越泰两国之间的缓冲带。世界上最重要的且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水道之一——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之间，新加坡是它的最南端，北端隐约可见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和其内部各国的资源优势，无疑对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正如斯皮克曼曾在其著作《和平地理学》中指出的那样： “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亚欧大陆谁支配着亚欧大陆，谁就掌握世界命运。”而东南亚则正是这样一个处于世界的“十字路口”上的“边缘地区”。这也恰好揭示了东南亚地区缘何始终都被迫地纠缠于各种势力，并一直处于任人摆布的困境之中。然而在被殖民的过程中，随着东南亚各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这一地区的区域意识也逐渐开始萌芽。
一直以来由于地缘特质而招致的列强纷争，却恰巧成为了其冷战后在各大国间纵横捭阖、巧妙谋取自主生存发展空间的有利筹码。而那些强大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国家为获得特定的区位利益，也就不得不听任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制衡。
从本质上说，东南亚地区的首要目标是建立自己“独立”的区域体系。王正毅在其著作中指出：“把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整体’，将东南亚地区放在整个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分析该地区各国发展战略制定的历史，发展战略中所设计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以及东南亚地区内部的发展动力和区域外的发展动力。”
由此可见，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似乎只关注到了中心环状结构中不发达国家边缘的不利地位，却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国家联合之后内生的强大动力和主观能动意愿，进而导致世界体系论没有充分考虑到独特的次区域结构吸引力，因而对地区主义的解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主体上：以“东盟方式”为内核的地区主义实践。
作为传统意义上“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东南亚具有丰富而多元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特征，加之殖民宗主国文化和国家治理理念的后天影响，共同调和出该地区有别于传统欧洲国家之间交往方式的独特的国家互动模式。
1976年于巴厘岛签署的东盟《友好与合作条约》将东盟国家之间的相处原则概括为“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每个国家的权力是保护本国存在，不受外部干涉、颠覆和压迫；互不干涉内政；运用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处理争端；放弃使用武力威胁”。
可见，所谓“东盟方式”是指一种“不写下来的方式和非正式的理解”——虽是政府间的合作，却不具备超国家的管理方式，没有正式的条约章程；强调“舒适度”和“灵活性”，是一种非正式和松散的安排；依靠共同利益和协商一致原则而非约束性承诺采取行动。在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的特定时代背景下
面对可能再次被强势大国撕扯和控制的压力，东南亚各国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共同催生出的这样一种松散却又迫在眉睫的联合，对于当时的各新生国家来说可谓正当其时，由此便孕育出本区域独特的国家互动方式。东盟各国旨在通过设定一个目标、一个身份和一个声音，共同应对未来挑战，增强这一区域的整体性和独特性。
显而易见，这种方式不仅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联盟的形式，更可以看作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中将世界各国当作一个整体的思维方式的反例。以“东盟方式”为代表的ASEAN，不仅是东南亚区域体系松散而灵活的内核，在当今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中也具有不可取代的“圆心”作用。
基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东亚地区在各领域的合作进程可谓“披荆斩棘”而东盟作为一个独特且在近几十年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区域性组织，在东亚进程开始的几年，“从各组织联系结构来看呈现出一个以东盟为中心圆的多层同心圆东盟在最里面，然后是东盟加中日韩机制，再次是东亚峰会机制，最外面是东盟地区论坛成员”。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谈论更多的往往是“东盟的领导作用”，认为东盟是坐在“驭手”（theseatofdrivers）位置上的。
而近几年，东盟人士在国际场合更多强调的则是“东盟的中心位置”，即不想成为受到美国、中国和日本指挥的驾驶员——维护东盟的中心位置并防止东盟这一独特的主体被其他大国边缘化是东盟未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边缘国家”所产生的独特吸引力，甚至还会“以柔克刚”地用自己的方式规范半边缘国家乃至中心国家的行为，最终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独特的区域结构，即超越被传统世界体系“边缘化”的努力。
性质上：经济—政治—文化互动支撑的“东盟共同体”。
2003年10月，第九届东盟峰会首次提出建设“东盟共同体”的目标， 2015年12月31日，“东盟共同体”正式宣布建成，旨在三个方向上加强东盟内部的整合确保政治的稳定与安全、建立强大的经济体、发展社会文化领域。
简言之，“东盟共同体”实际包括了经济共同体、政治文化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三个方面恰与现代世界体系中经济政治文明的三维分析框架实现对接——由此，“东盟共同体”的建成即可以看作是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历史回应。
东盟经济共同体。
亚太地区自上世纪 70年代起便开始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独树一帜，东盟各国更是在这一地域最为引人注目。
东南亚国家联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曾近十年踌躇不前，而使组织再次焕发生机的动因，正是东南亚国家渴望摆脱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源剥削和经济“边缘化”，探索联合自主的经济发展的迫切诉求。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以前，东盟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涨幅普遍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全球金融危机也没有把本地区各国依托东盟建立起来的经济联系打散，反而使得ASEAN更团结。
可以想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将可以在该地区的各领域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共同的关税区域和生产空间。东盟经济共同体并不寄希望于效仿欧盟等硬性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建成一套超国家的区域经济管理机制，而是致力于“另辟蹊径”，在“单一生产基地”的基础上，以经济领域的紧密联系为纽带，构建东盟内部成员国公民对于东盟本身的认知、认可和认同。由此探索出一条不屈从于世界经济体系甚至是超越了传统世界体系“中心-半边缘-边缘”之间在经济领域进行阶级划分的独特路径。
东盟安全共同体。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论证逻辑中，作为对经济领域等级划分的加强，通过“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攫取了大量财富的中心国家往往会通过固化其在政治上的霸权地位，主导性地管控国际安全领域的事务最终在国家关系的各领域导致强国更强、弱国更弱的结果。然而作为“弱国”代表的东盟各国，冷战后却不再甘于政治地位上的不对等，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领域内的不自主。
可以说，东盟成立之初，就是在各国亟待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以发展自己和稳定政权的初衷的指导下，基于东南亚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迫切棘手的现实问题，冲破重重内外的阻碍，以东盟各国彼此接受的相处方式建起的协商平台。
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国际航线的战略要道，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市场大量的劳动力，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经历了殖民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洗礼，近几十年来又相继突破了“印度支那战争”“越南战争” “柬埔寨问题”等一系列地区性的安全困局——重获“新生”的东南亚各国，必当更加珍视且更努力构建东盟框架下的地区安全。
这种“安全共同体”并非以东盟组织为凭借而对地区安全居高临下的外在强力维护，而是致力于达成区域内部的协调与共识，并期待在近期的诸如南海问题等的域内安全问题中，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作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
“文明是高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场域，国际关系理论是欧陆文明藉以扩展的思想途径。按照这一思路，主权国家是执行国际关系理论的机制，亚洲成为主权国家互动的区域，是透过国际关系理论转化亚洲文明的成果。”在沃勒斯坦的理论中，世界体系中心文明的延展及边缘区域对其的认同，基于政治经济不对等关系而又高于政治经济等级结构，对世界体系具有强化和加固的作用。东南亚是东亚文明体系中接受西方文明时间最早和受西方持续影响最长的地区，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更反映在文明层面，这一地区可谓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前沿地带”。这样的特性再辅之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明体系的基底，几十年来共同调和出东南亚独特的文化心理认知和区域意识认同，进而发展起一套以该地区的文化和文明为依据的具有地区代表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和解释路径。
东南亚地区在外界势力的磨砺和轮番改造下，反倒激发出了区域本身的集体意识，并自发地形成了璀璨夺目的东南亚的区域一体化。
在“东盟共同体”建成的过程中建构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努力可谓“任重而道远”地区“规范”的产生有赖于文化上的认同，可促进本地区相互信任、共同信仰和价值观的塑造，难度最大也最为关键。
建构主义认为，制度不仅规定了国家行为，而且建构了国家认同和利益，“国家利益不是既定的，国家利益本身是在互动和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可以提供一种内生的动力
制度可以提供一种有益的框架，而认同则会提供一种精神的支持——三者互动共同促进了地区“规范”的产生。作为东盟地区主义的规范，“东盟方式”既包括法律、理性的多样性，也包括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既遵守常规的国际性规范，又会因共同一致的原则而“独特” “共同一致原则和实践因带有一种地区文化风格而被合理化，而这种地区文化风格长期以来一直将共同一致推崇为东盟的工作方法”，“东盟法律—理性规范的根源主要在于国际体系的动力，‘东盟方式’的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深入人心，尤其是构成东盟基础的非正式性、协商一致等因素带有东南亚文化传统的鲜明特征”。
4基于东南亚经验的世界体系论反思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的序言中曾谈到，与一般意义上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不同，自己早年一直聚焦于对非洲和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对这些地区有着深厚的个人感情和特殊的学术关怀。也正是基于此，学界往往会将世界体系理论定义为一种冲破了“西方”桎梏的“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然而掩卷细想我们不难发现，在对理论体系进行拓展的过程中，沃勒斯坦其实早已从非洲和拉美的关怀中走出，不自主地将视角无限延展，转向了欧洲，最终站在欧洲的立场上看向了全世界。
作为一个美国人，沃勒斯坦在建构和定义世界体系时，理论中似乎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无可奈何的宿命意味，似乎这种世界体系的框定只能听之任之，而很难做出有益的改变。
然而，当国家权力的制衡和博弈在东南亚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产生了巧妙的嵌套之后，情况则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原来处于劣势地位的边缘地带国家，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优势，导致其对“中心”和“半边缘”地区都产生了独特的吸引力。
“东盟方式”的未来：融入抑或超越？
世界体系理论实际上是给这个世界设定了一个无限宽广的时空背景，但在这个背景之内，许多正在走向融合的次区域行为体仍在发挥着积极作用。与美国对北美自由贸易区不容小觑的作用不同。就东盟而言，其并没有名义上的主导型国家，甚至组织在建立伊始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章程，其内生动力发挥的作用之大着实值得深思。世界体系理论更多的是将边缘国家的不发达归咎于其 “被纳入”和“被边缘化”这两种“被规范”的过程殊不知这些边缘国家还有着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利用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反规范”中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的行为，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软性地纳入到自己所规制的次区域体系中来，用自己的优势和吸引力为诱饵来规范这些国家的行为。
一般意义上的中心国家，既需要维持自身的中心地位、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又需要利用边缘国家的市场来限制半边缘国家的发展。而半边缘国家作为新兴力量为了“异军突起”，在维持体系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往往也要将自己的经济扩张到边缘国家——这样的情况，就给世界体系增添了些许不稳定的内生因素，在为世界体系内部的霸权转移提供可能的同时，也为边缘国家在此二者的权力博弈中的制衡提供了条件——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经过联合，自身的内核力和吸引力都增大了，这可能就会导致世界体系的整体结构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的思想并不能解释东盟对各大国博弈的制衡作用。
东南亚的次区域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世界体系和区域范围内的东亚体系的激荡中，应势而动、生根发芽、异军突起——在文化认同上我行我素，在安全格局上有所突破，在政治互动中制衡博弈，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建设性地借鉴和创造性地融入——体现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同时，又反映了一定程度的随和度和适应性。
可以说，面对宏大的世界体系的吸引和召唤，这种超越“边缘化”的地区主义努力，带有一种东盟特有的温和气质，却又能绵里藏针、恰到好处地保存了地区特质，维护了地区利益，而不至于被世界体系的中心彻底同化腐蚀，失去自我
理论的未来：“大而全”与“小而美”。
沃勒斯坦认为应该用新的 “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calsocialscience）”代替原有的分割式研究方法，强调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活生生的社会结构做出立体式的考察——在这一点上，地区主义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在同一个“频道”上进行对话的。
世界体系理论因其“包罗万象”而被人们所称道，但也是因为其无所不包的特质导致这一理论可能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不够细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像东盟这样超越“边缘化”的运动。
近年来，亚洲的国际关系理论展示出一种地方性特色，与欧美研究路径形成对抗，建构起一套区别于主要流派的理论和法则，出现了许多具有国家和地域研究特征的诸如北京学派、京都学派、首尔学派、德里学派等效仿英国学派的发展路径命名和建构起来的相关学派。
在这种大背景下，所谓“东盟学派”至今仍方兴未艾，亚洲国际关系研究的这种地方性，为以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增添了一道瑰丽的色彩，为走出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国际政治的全球化和碎片化倾向是反向同时发展的，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水滴石穿的软性力量与排山倒海的硬性影响均应被考虑，所以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全盘西化的道路，地区主义或可被看作一种路径，是一种在滚滚体系洪流中对主流力量的“回溯”。
世界体系理论强调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霸权，而地区主义主要反映的则是地区范围内的主动凝聚，甚至是“自下而上”对中心的制衡。或许世界体系的理论太过注重“大而全”的包纳性，却可能忽视了“小而美”的解释力，然而世界体系的变化往往又恰是“量变积累质变”的过程。
不敢说东南亚的地区主义现象一定会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产生某种根本性的挑战，只能说是对该理论有益的补充和完善——世界体系必得是一个完美而精致的“同心圆”吗？
其中是否也会有某些“不驯服”的“倔强凸起”——世界体系本身实际上是对传统意义上中心主义的一种反思，从而建构起相对完善和严密的金字塔型倾斜机制而地区主义恰巧成为这种批判之上的批判，异端之内的异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