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
原文载于共识网。
南海仲裁案公布在即，这张“废纸”让所有关心南中国海的人都大费周章，欢庆、忧郁、愤怒、冷嘲、热讽都有，在对这一事件的讨论过程中，由于南中国海不是一个日常的、旅游的、随时可进入的存在，人们对它的讨论再度需要仰赖错漏百出的媒体，这也就是问题的“再中介化”。
对于“再中介化”或“再媒介化”，不管是通过分析国际舆情判断政治敌意和民意，还是研究中国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如何进行跨国的Youtube、Twitter外交;不管是中国学术智库的走出去作战，还是中国的新型党派外交，它都有一个局限，那就是它在没有解决南海问题的同时，产生了新的传播问题。这好比仰赖望闻问切的中医，只能通过银丝连着手腕千里之外搭脉，或是通过分辨率极差的屏幕对远方的病人进行“望诊”和“舌诊”。
南海问题原本的外围问题，现在逐渐被当作主流和核心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南海的表征和话语，被当作南海的实质和核心内质在讨论。这里所说的外围问题，就是指的舆论战——在国际政治中，“说”是最次要的，“做”才是实质。只说不做、光说不练、光练不说、只做不说都是问题。
1、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之前，境内外最新的舆论情况和主要的特点?
首先，我觉得并不存在“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国际舆情，国际舆情在报道中国事务和亚洲事务上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定的报道形态，甚至出现“国际舆情体”，这是一种书写体例，也是一种思维定势的体现。
这种国际舆情体的构成就是“现场取证或描述、证据链、引语、观念劝服”，它是一种强观点、弱数据、富媒体(也就是多媒体呈现)的写作模式，这在国际媒体中颇为常见，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国际媒体是一个样本框，以英语媒体为主，包括美国、英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日本、泰国这些国家的主流政治和商业媒体。
国际舆情的确存在信息流和风向标，当美国和英国的媒体提出报道视角、批评线路、证据链模式、意识形态观点之后，其他国家往往群起而攻之。针对这些不利于中国的西方媒体进行驳斥和反击，通常没有效力，反而增加对方的话语强势。
这里自然涉及到国际舆情的第二部分实质，国际舆情是一种表露出来的显性政治结构，它与政治人物办公室、智库机构、国家传播机器、经济力量游说等势力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指向现实的政治驱动力和型塑力。
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只停留在报纸、网站、社交媒体的“语词型舆情”，舆情如果存在结构性、策划性和能动性，它就必然指向行动和现实效果。
以最新2016年7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为例(题为：Decision, Maybe Momentous,Nears in Case China Has Tried to Ignore)，首先该文作者称呼所有争议岛屿都是用菲律宾方面的名称，这在写稿上就存在问题——作者直接称呼黄岩岛为“斯卡布罗礁 Scarborough shoal”，称呼西沙群岛为“帕拉塞尔Paracel”。这就好像中国官方媒体在写稿件的时候，称呼美国华盛顿为“沃星屯”，或是翻译Trump为“床破”。
在这篇文章中，暗含了12个超文本链接，都链接到批评中国的纽约时报文章。其中点击文章China这个超文本链接，直接去到纽约时报批评中国侵犯美国在押北京公民人权的新闻(China Violated Rights ofDetained American)。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报道模式是任何关涉中国海外核心利益的新闻报道常规模式，而非针对“南海仲裁案”的独特舆情写作桥段。
这种舆情报道模式的不公正之处在于，它用围猎的模式，将为每一个阅读该份报纸的读者只提供一种思维制式、一种写作主体的新闻，其他事件关涉者的声音被淡化甚至去除。
例如，美国媒体不会在写南海稿件的时候，提到美国根本就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但却强调中国在1996年想讨好国际社会，示之以合规姿态，现代系统挑战国际秩序和规则。
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过程中，不会仔细罗列美国在这一区域的每次战略胁迫和军事航行。
当然，中国在岛礁建设的可能生态破坏，海洋近海污染，南海国际货运的生态安全性，中国资本输出模式的国际合规性都要自己加强注意和监管，否则为大格局、大设计、大谋略不断提供证据链、导火索和火药桶。
2、裁决结果公布之后，可能出现的舆论趋势和热点问题会有哪些?
如果将舆情理解为“箭”和“子弹”，它在没有击打到猎物之前是不会停止飞行，南海舆论的猎物主要还是五个方面：第一，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造成的区域和国际局势紧张态势，带来的经济和人文环境恶化，区域疑华、反华的文章可能增加;第二，中国南海海疆的情势激化和政治对抗化可能造就其他地缘政治区域的连锁反应;第三，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南海是OBOR的战略出海口，南海的紧张态势可能被国际媒体用来造就“一带一路”危局的文章;第四，南海仲裁造成“南海判例”，它会被事实上被用作证据和里程碑事件;第五，军事演习、小规模对抗的低烈度战争情势将逐渐升温。
3、针对目前外媒炒作和极端言论，如何做好舆论应对工作，有哪些建议?
第一，南海事务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型内政”，它的每一步布局和现实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该强化自己在高敏感“外交型内政”的政策统一性、战略准确度和稳妥基层落地。
第二，中国的媒体应该广泛介绍同类型区域争议案例的殖民根源、帝国因素、国际新秩序细节，少进行迫害幻想狂和单一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击宣传，因为这会加剧国际传播的隔膜和孤立。长历史跨度思考，细部和细节意识，中肯理性的讨论可以化不利为有利。
第三，超越南海谈南海，多研究跨海域治理和全球海洋安全，日本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丝毫没有解决，它在对包括南海在内的水体进行真正的实质性、不可逆的破坏;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创造了东南亚新的联纵和对话机会，应该指向更具有建设性的问题解决，开启更大的经济利益空间和人民福祉提升可能;南海的渔业、新能源、近海城市形态具有地理泛化的讨论价值，这方面美国的反思经验和自我检讨尤为必要;南海问题揭示了亚洲内部，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深度不互信，它为这个区域的未来教育、文化交往、经济互动设计提供了新的命题，亚洲如果不希望西方逆向殖民回流，就需要重新整理自己与邻国的正向资产，着眼于未来。
第四，围绕南海问题，应该从军事备战和短期突破维权的视角转移开来，要用一百年的思维尺度重新整饬中国未来的海洋秩序、海陆关系和跨洋合作关系。同时，中国最精华的智力、设计、材料应用到这些关涉中国长远福祉的日常建设和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