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发布的《2012年营商环境报告》中指出，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中国内地是最能持续多年改善营商环境的经济体之一。中国营商环境正成为世界投资者瞩目的焦点。由此，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日前出台了《广东省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问卷调查》。客观反馈了我省562家中外企业对政府政务环境的评价。据报告结果显示，企业最不满意的部分是政府审批，尤以办理土地手续为甚。“是否可以推进政府机构精简，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建立联合审批机构？”甚至“鼓励建设中介服务机构？”这些设想在报告中由研究团队抛出，给广东省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带来启示。
● 南方日报记者 谢梦
有意识转向市场化
转变
有意识转向市场化
在我省9月刚刚落下帷幕的“中博会”上，南南全球技术产权和交易所副主任韩波告诉记者，广东有450万家中小企业。由于人民币升值、劳动力的制约等因素，广东企业“走出去”已成为必然趋势。但是中小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培训和对目的国相关制度法规的了解，往往经商行为在海外被“误读”。
德国广东商会近期对中国投资营商环境，乃至珠江三角洲营商环境的做了相关分析。指出了政府在中小企业培训上的缺失。“同样是在德国，中小企业是市场的脊梁。德国政府的审批少，企业只要符合法律程序，政府更多做背后的扶持，比如给企业提供培训机会，鼓励创新，在税收方面减免等等。”德国卡塞尔大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李永宁建议中国学习德国政府和企业“无缝连接”的模式。
事实上，广东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做这样的尝试。记者近期从广东省商联会了解到，今年东莞市就联合广东省商联会陆续给近千家当地中小微企业开“拓展国际市场”的培训班，并全部实行免费培训。还有为打造“粤东发展极”，揭阳市也于今年组织115名当地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赴北京大学培训。
李永宁坦言：“中国曾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政府也是规划、政策的制定者。但是‘十二五’开始，中国已经有意识逐步从政府转向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广东有好的风气和开放意识，更应该走在前面。”
同时，李永宁表示，由于德国中介模式发达，以各商协会为例，在技术、人才、市场方面有相当专业的咨询。所以非常希望能协助广东进行专业工程师的培训。相对来说，广东这种类似的商协会不多，更多是来自民间且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进展相当缓慢。有些组织是松散的，作用不大。
“营商环境的转型升级和优势，或许不是开始底子多厚就走得好。”德国广东商会提醒，广东还要注意一点：现在内地的一些政府在国际化营商环境工作上也做得非常好，比如长江三角洲，分了不同区域细分管理。
珠三角市场化成熟度全国领先
现状
珠三角市场化成熟度全国领先
谈到什么使珠三角的投资营商环境这么有吸引力，“珠三角已有的基础设施、产业分布相当好，加上毗邻港澳这些都是它的优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研究上的兴奋点。”有德国专家指出，珠三角大小规模很适合作为研究的全球经济区的规模。
据李永宁介绍，德国专家一再提醒我们，不要为了新产业，就把传统制造业搁置。要在传统制造业的基础上发展高端制造业。比如无论欧洲金融危机如何动荡，德国、法国的现代化精密机电设备几乎不受影响。“这充分说明，要抵御外界的风云突变，制造业规模可以不大，但要很强。”
此外，德国对珠三角的文化喜欢。“德国专家和我对比过，南欧意大利这一块的市民文化基础就比较好。因为这里有长期的经商传统，生活方式也比较闲适。和珠三角的气候、人文环境非常像。”李永宁说，德国专家认为广东三十年来的开放给营商环境打下了良好基础，市场相对平等、公平。
该向印度政府借鉴什么？
经验
该向印度政府借鉴什么？
在调研报告参照的国别研究中，团队指出，印度经验非常值得中国地方政府借鉴。
据了解，印度吸引私人股权投资的数量在亚洲排名第二，1999年到2004年，印度吸纳的全部股权投资从51.2亿美元增加到115亿美元。有国际组织认为，印度的投资回报率可与世界任何国家媲美。
据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营商环境调查团队中的邵任薇介绍，拿印度的投资环境来讲，特色比较鲜明。外资只要满足自动获准的条件，不需要政府的许可。到了30天，提供了足够的文件，自动获准。
“基于这点，同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或许我们可以借鉴印度的经验。”邵任薇建议，广东省在构建营商环境时，第一，政府应减少审批，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借鉴印度的自动获准程序，限定政府要在某个时间段内完成审批，否则，企业就自动获准。类似旅游、广告、酒店业、特快专递服务等服务业均可以通过自动获准程序自动获得项目批准，以构造更便利的外资营商环境。第二，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整产业导向。借鉴印度的税收政策。印度政府针对不同类型的投资有不同的减税政策，包括对优先投资领域和在特定地区投资的产业激励措施。第三，政府应制定针对落后地区的吸引外资政策。落后地区是印度政府主张资金流入的主要地区，相应的政策也给予了特殊关照。
大学智库是活水
■建议
提到为政府决策服务类的“智库”，全球知名者如数家珍。如美国华盛顿的大脑“布鲁金斯”学会、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应用政策研究中心等。而2009年成立的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据了解，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每月一期的《国际动态》就定时送到广东省领导的案头,国际上的一举一动都在其关注范围之内。正是因为长期对“国际化”问题的关注，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此番被政府点题“出谋划策”。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基础研究的。但智库的工作有个难处。有些问题是我们常常在关注的，而有些是突发性的。”李永宁举例，比方说营商环境和转型升级研究我们都参与进去了，这属于储备型的研究。但像去年关于日本大地震后，全球产业调整的报告就是突发性的。没有先例可借鉴。
李永宁认为，智库有两种。一种是消耗型的，建立起来以后人才不断在流动。比如地方社科院就存在为政府做决策后劲不足问题，没有新的思路流进来。而另外一种是“活水型”的。活水的好处就是推动最新研究成果替政府决策行动。大学智库就是活水，最新的动向和管理潮流都在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