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7日上午，为期一天半的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澳大利亚纽卡斯尔联合研究项目工作坊活动在广外北六教-B106拉开帷幕。
战略研究院秘书长李青教授，纽卡斯尔大学原副校长尼古拉斯教授（Prof. S. Nicholas）以及双方调研团队共十七人出席研讨会并参与讨论。
参会人员热烈讨论
第一天的研讨会主要讨论公司重组问题，由尼古拉斯发表开场白。在他看来，这次的合作不仅是广外和纽卡斯尔大学的合作，更是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之间的合作。他称赞广外在隋广军书记的带领下有一支学术能力非常强的团队。尼古拉斯肯定了前期双方在设计调查问卷、采访、数据录入等方面的工作，认为本次研讨会对接下来的工作进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双方将就如何利用现有数据合作写出符合政府要求的政策报告进行更深入探讨。
随后，李青和尼古拉斯分别介绍了中方和澳方的报告提纲草拟稿，中方的报告提纲包括九个部分，分别是1、绪论；2、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3、环境变化与企业重组：概念、模式与分析框架；4、广东企业与在粤跨国公司的样本特征；5、广东企业及其环境：与在粤跨国公司的比较；6、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广东企业的战略变革：与在粤跨国公司的比较；7、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广东企业的知识获取与在粤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8、广东企业决策模式：与在粤跨国公司的比较；9、总结与展望。澳方则从跨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角度起草报告提纲，尼古拉斯指出，双方的报告在结构、问题分析上有很多共识，这些共识有利于双方更好地开展论文写作工作。
在接下来的讨论环节中，双方团队成员积极讨论，各抒己见，通过讨论确定了在明年1月15号之前争取就现有数据双方合作写出三份报告：一份关于广东本土企业重组问题的具体报告，一份关于跨国子公司在华企业重组问题的具体报告，还有一份是关于前两者重组概况的报告。
11月27日下午工作坊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首先由Dr. Jason McGovern做题为《中国外资子公司的重组决策研究》的学术报告。Jason在报告中从决策过程的回顾、战略发展以及决策方三方面来阐述。在他看来，战略决策的过程就是利用资源和分享知识的过程，从个人到团队再到公司层面，都会对决策产生影响，他强调在决策中所用的知识非常重要，公开的官方报告基本是过期的，用处不大，最有效的办法是直接去找客户谈，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比如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都会感到恐慌，很多都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会是正确的。接着报告运用定性以及案例研究的方法，在案例的选择上，他提出访谈目标公司的条件是要有重大的变革；外资份额占50%以上；员工规模在100人以上；企业高管则包括CEO以及与变革关系最大的人；有财务数据；是真正在做具体业务的子公司；是不同规模、不同行业、有不同类型的变革，且是有不同外资方的，这样可以做比较研究。最后他用三组案例阐述子公司的作为与总公司与子公司的信任关系以及子公司的重要性密切相关，提出企业要积极有效运用当地知识，包括信息和经验，这些都是对自身发展极为有益的。
澳方代表Dr. Brendan Boyle对战略管理、雇佣关系与利益相关者协定的重要性与趋同，以及高管团队决策制定效应三个领域进行了探讨研究。关于战略管理领域，他做了《先行经验对中国实施动态竞争战略的机遇探索》的报告，指出战略的变化是这个研究项目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此观点从调研问卷设计的其中关于高层管理团队和决策制定、战略变革、以及竞争环境和战略这三个核心部分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分析。接着在雇佣关系领域，他对其所做的《中国雇佣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增长的机遇探索》的报告进行阐述，他认为雇佣关系日益重要，雇佣关系实践逐渐趋同，进而提出其理论对粤子公司的一般竞争策略是否适用或是需要改进？根据调研报告的数据分析，中国的雇佣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并用顶级学术期刊的案例对此进行了佐证。在高管团队效应领域，他做了关于《高理团队的合成效应对变革和业绩的机遇探索》的报告，他对高层管理团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总结为：高管团队人员因素、调节效应、中介因素以及公司业绩。最后提到外资子公司近年来选址落地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人才的渴求。
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袁静博士现场做了题为《经济危机期间中国本土企业的国际战略灵活性和市场焦点转移》的研究报告，她在报告中称国际业务已被大量研究人员公认为是有能力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提供灵活性的。面对汇率变化,或国内市场的快速衰退,出口外向型公司能够将国内销售额的损失转移到国外市场。进而提出三个命题：一，在经济危机中,中国企业的国际灵活性将与公司的盈利能力正相关。 二、在经济危机期间,市场焦点从国际市场向国内市场转移将与公司的盈利能力正相关。三、在经济危机期间,公司开展创新活动的程度将有助于缓解命题一与命题二的关系。接着提出分析框架并解释相关变量的衡量在调研问卷设计中的具体体现。
11月28日上午08：30关于企业重组的学术研讨会继续进行。Prof. S. Nicholas首先做题为《关于中国FDI的西方文献研究》的研究报告。他从提高FDI水平、选址、高风险因素以及借贷套利四个方面阐述中国FDI的模式。他在报告中表示中国跨国公司的治理能力低、不可信、缺乏全球经验、管理技术和技能、专家人才等，在所有权方面是没有优势的。然后运用OLI与LLL模型进行比较，指出中国管理者这做决策时是有认知偏见的。接着，他阐述中国企业在把获取战略资产的宏伟计划作为跳板和追赶先行者的策略中做选择，但事实上，中国作为后进入者是有劣势的，特别是在专有技术上。因中国环境的影响，所有权水平不高，资本市场遭到破坏，国有企业具有特殊优势，所以许多本土企业实施制度逃避主义而走向国际化。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政府的推动完成，为了减少竞争压力和不确定因素，在华子公司都会寻求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再者，加入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国家与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全资子公司、合资公司与贴牌生产的公司，在外资进入模式上都有所区别。进而他提出12个可检验命题，如中国FDI可分为纵向一体化FDI、免税区FDI和横向FDI；中国可运用横向一体化FDI从海外寻求获得资源和技术；省、当地政府官员在FDI中的决策限制或推动着在华跨国公司；中国FDI的包括并购和全资子公司的进入模式支持资源和技术的获取；资源和技术可从子公司转移至总部；在中国国内市场可利用总部资源；在华子公司可成功将资源和技术转移至总部。
接着，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申明浩博士做了题为《中国企业并购导向的制度分析》的研究报告。他首先提到2011年是中国企业并购的高潮时期，中国市场达成1157起并购案，涉及能源与矿产资源、所有权、机械制造、生物技术、卫生保健等领域。然后运用案例分析法对广西控股集团、广垦橡胶、尤科斯、诺兰达铝业、力拓、尤尼科等公司进行梳理，得出中国国有大型企业在海外并购的特点是：第一，资源型并购占主导地位；第二，目标区域是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随后将包括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接着提出命题：中国企业为何热衷于能源资源的并购？他的研究结论是为了满足全球的巨大需求，与欧盟之间维持平衡，中国在能源行业的并购有着巨大的需求。接着，他用南北之间的竞争从以下四个结构方面分别阐述建构理论（“南”代表发展中国家，“北”代表发达国家），具体表现为：在创新结构上，南方国家模仿，北方国家创新；在产业结构上，南方国家生产，北方国家研发；在市场结构上，南方国家出口，北方国家海外投资；在资金结构上，南方国家净流入，北净方国家流出，南方国家积累，北方国家消费，以上四个结构因素构成企业国际化的平衡模型。然后他运用豪泰林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即进入市场顺序的先后；产品选择竞争模型的差异是标准化还是差异化；不同的商业模式，北向南的转化，其中实证数据来源于中国A股数据以及案例研究。最后他得出结论预估：四大因素的平衡模型是可检验的，目前中国国际化战略将锁住原有均衡，但是打破均衡的因素正不断涌现。
随后，Dr. Brendan Boyle做了题为《研究设计中的注意事项》的报告，他对研究设计的选择标准进行阐述。首要的问题就是发现差异、找出缺口，这个问题需要运用定性、定量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要考虑到个人经验和受众需求，考虑政府与公司的不同角度，最理想的策略应是将案例导向的优势与变量导向的优势研究方法整合起来。案例研究草案包括案例企业的背景信息回顾和研究问题等，现场程序要注意现场的可接近，有专人协助，数据收集大致设十家企业进行现场访谈。基本框架是：理论基础——合适的案例——理论测试，最后对记录、文件、调查和访谈多方资源进行整合。
双方研究团队合影
最后，中澳双方针对发言人的主题报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同时对学术论文及政府报告的日程安排达成共识，双方表示日后会通过Skype及邮件的方式继续强化交流，双方均对此次合作表示出极大的信心，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中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