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主任
《战略决策研究》执行主编
本文原载于《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2017年02期，全文如下：
2016年国际政治中连续出现多起黑天鹅事件，特别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大的心理震撼。此外，法国、意大利的政治也在酝酿重要变化。这些事件的接连发生绝非偶然，它们一方面是西方各种思潮演化的结果，同时也会为西方思潮的进一步演化推波助澜，并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西方反精英主义泛起，民粹主义形成气候
民粹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的特点是高度的平民化取向，强调尊重平民的价值和理想，认为政治合法性从根本上存在于人民的意志之中，并反对精英主义，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把普通民众作为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力量。平民化是民粹主义的本质特征。
民粹主义的优点是关注人民群众的呼声，这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无疑具有了新的特殊力量。但在现实政治运作中，它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服从，即使这种意愿是非常短视和极度狭隘的。由于民众意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从而为政治人物操纵民意提供了空间。民粹主义的上升和泛滥，为具有魅力的政治领袖蛊惑人心、操纵民意、宣扬极端思想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在某些政治人物的有意操纵之下，由民粹主义所激发出来的政治力量，往往最终导向非普通民众所期望的、有时是颇具悲剧性的结果。
信息化时代社交媒体的迅速兴起，为民意的表达、大众的动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手段。总体上来说，平民的思想和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碎片化、不连贯和具有较大随意性的，他们常常有着颇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从而可以为不同的政治人物所利用。因此，我们在西方国家看到的不是一两个政治人物利用民粹主义的主张崛起而是很多政治人物用不同的民粹主义主张在政治舞台上显露身手。近两年西方国家连续出现的大选和公投，为民粹主义影响现实政治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和机会。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特朗普从最初不被看好，却最终当选美国总统而且包括民主党内开始不被看好的桑德斯，也在党内初选中给希拉里制造了很大麻烦，在全美50个州中赢得23个州的支持，使希拉里要靠超级代表的支持才能锁定党内提名。特朗普和桑德斯分属美国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翼，但他们的竞选都表现出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都是通过聚集草根力量的支持，都提出了一些颇为激进的政策主张，其中部分主张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是具有颠覆性的。特别是特朗普的一些主张如驱逐非法移民、排斥少数族裔、限制穆斯林的进入，以及他在女性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和说法，直接打破了美国的“政治正确”，遭到很多美国传统精英的极度排斥。但由于他不断获得普通人民的支持，而一次次涉险过关。
桑德斯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都对华尔街、大企业和两党建制派表示出不满甚至愤怒，但他们在引导这一情绪的策略和方向上有很大不同。桑德斯希望他的支持者采取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更多地参与和影响政治来改变社会，他把支持者的不满和愤怒导向富人和大企业，导向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特朗普则将主要矛头指向非法移民和少数族裔，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他们的做法分别体现了美国的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传统。
在调动民众情绪，形成稳定的政治支持方面，桑德斯和特朗普都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焦虑情绪。在这个方面特朗普的做法从结果来看更为成功。他针对的对象更集中和明确，所使用的措辞也更激烈。特朗普充分利用白人蓝领阶层在身份认同方面的焦虑，对自身数量和地位下降产生的恐惧、因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快速变迁导致的不确定性和困惑以及对美国失去全球领导力感到的不安。特朗普通过夸大和强化他们的这一情绪，在面临精英团体较大反对和压制的情况下，保持了稳定的支持，并获得最后的胜利。
特朗普和桑德斯实现政治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在竞选过程中，一贯地保持了对传统政治精英、现有建制的反对态度，这成为他们聚合草根支持的一个核心吸引力。在竞选过程中，桑德斯和特朗普都宣称反对金钱政治，并拒绝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桑德斯主要依靠小额捐款，特朗普则主要依靠自己的资金。两人都坚持反建制派的立场，也都没有获得两党建制派的首肯。通过把自己与传统政治精英严格区分开，他们努力把对精英政治不满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聚集在一起。特朗普的当选，并不是平民政治对精英政治的胜利，但确实是特朗普在操控平民思想和情绪，并以此产生重要政治结果方面的胜利。
欧洲形势的发展，同样不能让传统政治精英感到安心。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应脱离欧盟进行公投，结果支持脱欧者以51.9%的票数胜出，这一结果，对国际社会造成巨大心理冲击。英国脱欧，意味着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出现重大裂痕，也使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变得黯淡。与此同时，意大利长期没有走出欧债危机的影响，国内主张退出欧元区的“五星运动”发展势头迅猛。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就政府全面改革宪法的计划举行公投，结果以较大差距失败，这加剧了意大利政治经济形势的动荡，对欧元区的稳定和存续产生不利影响。2016年12月4日，在奥地利总统选举中，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以53.3%对46.7%的优势击败代表极右翼的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成为总统，这个结果，让很多欧洲人松了一口气，如果霍费尔当选，将成为此时欧洲唯一一位极右翼总统，并将在很大程度上提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士气。
在法国，主张排外、反移民、反对申根协定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影响力迅速上升。2015年12月国民阵线在大区选举的首轮投票中，在13个大区中的6个大区得票领先。2017年4至5月，法国将进行总统大选，最可能出现的是共和党的候选人菲永和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对决的局面，而且国民阵线胜选的可能很大。在德国随着难民问题的发酵，反对外来移民的情绪显著上升。2016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持反移民立场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则首次进入柏林的州议会。2016年12月20日，德国右翼政党Pegida（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在德累斯顿召集了超过50万人参加的集会，对默克尔的移民政策表示反对。为了在2017年的大选中获胜，默克尔12月6日在演讲中表示“将不会允许难民大量涌入的情况再度发生、穆斯林的蒙面黑纱将被禁止、难民必须适应德国文化”。这显然是出于竞选考虑而对右翼主张做出的重要妥协。2016年11月11日，波兰的独立日大游行，也成为极右翼势力的盛会。
美国、欧洲局势的这一发展，显示民粹主义已经形成一股巨大政治力量，这股力量为任何政治家所不能忽视，并不得不加以十分小心的应对。与民粹主义迅速上升相对应的，是传统政治精英影响力受到的迅速和猛烈的冲击。
从西方政治思潮演化的角度，真正值得人们警醒的，不是民粹主义为何会异军突起，而是传统政治精英的影响力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滑坡。政治潮流的潮起潮落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现象，其背后则是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因素累积作用的结果。民粹主义的“诱惑”之所以让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难以抵御，主要并不是因为其实际政治主张多么合理、有力、令人信服，而在于连续多年以来，特别是自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治精英在解决国家与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时，能力不足、办法不多并缺少担当，由此出现经济发展多年停滞、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融合没有进展、种族矛盾持续发展的局面。
这样一种态势的多年持续，使得民众对于政治领袖兑现其竞选承诺、解决经济社会危机、创造更多就业、引领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景越来越丧失信心，在民间累积的颇为强劲的不满情绪，并不能通过几年一度的大选得到有效的释放。由此导致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普遍的失望和幻灭感，认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无法克制自身利益上的狭隘性、无法有效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难题，不能把他们从当前的困顿局面中解救出来。美国、欧洲的政治局势，与其说是民粹主义的胜利，不如说是精英政治的失败。
民粹主义存在的问题在于，它只是一种思想风潮，它会释放出巨大的推动社会变化的颠覆性力量，有时是一种具有冲垮一切政治束缚能量的力量，但它无法提供解决任何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有效方案。它的力量更在于“破”，而不在于“立”。它提供了一种打破传统政治局限的契机，但如果不能妥善利用，它所带来的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民粹主义虽然强调平民的作用，但它常常并不能带来平民境遇的改善，它所释放出来的力量会把现实政治引向何方，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另外，民粹主义难以持久，经过一段时间的推移，西方政治仍会回到精英主导的局面，区别仅在于换成了另外一拨精英。
保护主义回潮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退潮
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自由主义在西方占据了道德高地，并在全球成为深入人心的普世价值。但随着西方国家开始成为民粹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西方国家作为自由主义的灯塔变得黯淡下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也出现比较大的动摇。
保护主义是一种在人类社会中有着深厚历史和实践的思想，它在维护某一国家的利益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也很容易因其他国家报复性的反应而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失，在现代国际秩序中，它不再是一种为人们所认可和提倡的做法。但在民粹主义情绪迅速上升，西方国家承受经济不景气的多年压力的背景之下，保护主义又有了较大规模泛起的政治社会土壤，并对国与国关系产生日益增大的影响。
保护主义更经常地表现在国际经济政策上，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经济缓慢增长的大环境下，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一些国家从本国短期经济利益考虑出发，采取了更多保护本国工业和贸易的措施。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并行，贸易保护主义也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发展。当前的贸易保护越来越多地采用非关税措施，并衍生出很多十分隐蔽的手段，包括大规模和无休止地实行反倾销措施、任意实行出口补贴政策、制定单方面的进口技术标准、实施名目繁多的法律规定，等等。依靠这些手段，贸易保护可以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背景下大行其道，甚至变得更加难以对付。总体上，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是贸易保护主义最重要的受害者。欧盟、美国不肯履行过去的承诺如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就是为了可以继续对中国随意采取反倾销措施，更好地保护本国工业。
在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特朗普于2016年11月21日表示，他将在上任的第一天发布总统行政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还多次表示有意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即使曾经支持自由贸易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也对TPP持否定立场。在大选过程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在TPP问题上采取一致的立场，无疑是因为这样的立场更能获得美国公众的支持，因为对自由贸易的敌视态度有助于赢得选票。
此外，特朗普于2016年12月4日接连发出6条推文，警告美国公司“如果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那将犯下代价非常昂贵的错误”。他说，那些将工厂从美国搬迁至外国、解雇美国员工，然后再把产品卖回到美国的企业，不要妄想不受惩罚或不承担后果。这些说法背后传递的信息，已经远不是贸易保护主义那么简单。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奔驰、宝马、菲亚特、通用、福特等公司都受到特朗普以不同方式发出的警告和威胁，这对他们下一步的投资方向无疑将产生较大影响。
反对自由贸易，强调各种产品的本国制造，反对外来移民，反对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冲击，是保护主义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形式，其背后是一种共同的思想和情绪，就是本国第一、自我利益第一，并且试图通过一种狭隘的、不包容的方式来实现本国利益，而不是通过互惠的方式，在长期互动的过程中，同步实现更多国家的共同利益。
二战后，国际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建立起一个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美国位于这个秩序的顶端，其他国家则以同盟、伙伴和受保护国等不同形式安排在美国之下。这个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以自由主义关系的普遍性为标志。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最重要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这一秩序的建立者。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它是强国加于弱国的结果。国际秩序并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强制实施的结果“只有在强制实施这一秩序的国家拥有捍卫它的能力的情况下，这种秩序才能维持下去”。
当前，美国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能力、意愿和公信力都出现了较大下降。特朗普的上台，显著加大了美国转向自我保护的力度，对当前国际秩序的稳定性，特别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理念基础形成很大冲击，这对未来国际社会的演化方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它的影响将大于任何单一事件，因为它代表的是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主导地位的国家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及与他国互动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不断产生政策层面的后果。如果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思路不发生改变，未来国际政治的逻辑将在一定程度上退化到更少受国际规则制约的权力政治状态。
逆全球化思想的累积和爆发
全球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各国联系日益密切，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提升的一种现象和过程。全球化的重点在于它是一个过程和趋势，在宏观上指的是人类通过长期的交往和交流互动，逐步实现交融，进而产生全球认同，组成全球社会的一种过程和趋势。全球化不仅包括经济的全球化，也包括其他领域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居于核心位置。经济全球化通常以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以统一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规则为标志，来促进全球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取得了迅速发展，它也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个时期的繁荣。全球化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以及一系列去监管化的政策的退出具有比较直接的联系。1994年乌拉圭回合全球贸易自由化协定的达成、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欧洲就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做出的重大努力，都是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并由此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的扩张，带动了发达国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对人类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发挥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快速深入发展，也带来了与之相伴随的一些问题。包括国家之间发展速度的不均衡，在很多国家出现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越来越大的落差，人员国际流动的增多造成一些国家的民族、宗教、种族、文化的融合问题，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对国家认同产生的冲击，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国际社会对全球化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的提升速度，全球化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利益，但也造成很多问题它制造问题的速度，明显快于国际社会解决这些问题的速度。当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很容易走向全球化的反面，从而为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提供重要的原动力。
从总量上来说，全球化可以为人类社会带来积极的利益，但这个利益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它并不是让所有人受益，而是让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全球化进程逆转的根本推动力。自由贸易的发展，使全球的消费者受益，但使不少国家的生产者受损；国外进行的大规模生产可能导致本国很多工人的失业；金融全球化使得中下层民众的财富在金融危机来临时面临更大的风险；人员的自由流动加大了外来人口对本地人口的冲击，并引发一定的社会、宗教、文化问题。与之相比，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组织生产，并使用各种精巧的手段来避免国家的约束，逃避巨额税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全球化推进的过程中，反全球化的力量一直在缓慢地集聚，其来源多样，诉求各不相同，但在适当的情况下，会汇集在一起，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能量。有意味的是，最终引爆反全球化民粹运动的是发达国家的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失去信心。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且还认为自己丧失了在国内政治层面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
对全球化表示反对的人们，会以多种方式来表达其政策诉求。很多美国人希望把更多就业留在本国，支持特朗普在美墨边境修筑高墙，以便更好地把墨西哥人隔离在国境之外，一些欧洲人把本国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归咎于移民，从而对多年以来代表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形成猛烈冲击。英国首相特里萨·梅在保守党大会上则公然表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你不理解‘公民身份’这个词的真正意义”。
由于全球化一直有其受益者和利益受损者，因此反全球化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中一直存在，但过去它一直只是一种居于次要地位的声音，对这些声音，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总体上采取了一种忽视态度。但是，随着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日益形成政治气候，保护主义进一步回潮，反全球化的声音也变得更加高涨，其中的很多主张逐渐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策选项。全球化在当代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意愿的减弱”。换句话说，在选票政治的压力下，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已经很难通过对全球化的大力支持来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反而从中看到很大的政治风险 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德国民众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激烈反对 TPP在美国民众中不受欢迎 对很多西方政治精英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力量会在某些领域胜过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从而导致全球化进程一定程度的后退。
西方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的发展
分离主义曾经是一个给很多非西方国家带来苦恼的问题，但在当前，不少西方国家也受到分离主义的较大冲击。分离主义的目标是从现存主权国家中分离出一部分领土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其核心动力一般来自该国内部的某少数族群或某一地域势力，它建立在很强的族群认同或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其进程往往受到经济利益分配方式的重要影响。
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400万常住居民举行公投，以决定苏格兰是否将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投票结果，支持统一派以55%对45%的比例战胜独立派，从而避免了英国的分裂。除了英国的苏格兰之外，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比利时的弗拉芒都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分离主义活动，其中，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在西班牙中央政府反对的情况下，于2014年11月9日举办了不具法律效力的独立公投，参与投票的加泰罗尼亚居民中有八成赞成独立。此外，还有西班牙的巴斯克、英国的北爱尔兰等持续时间很长并令有关国家颇为头痛的分离主义活动。
虽然这些独立运动的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但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欧洲国家分离主义躁动情绪的上升，这对欧洲的政治精英是一个重要的警讯。特别是，如果上述任何一个分离活动取得成功，将会对其他分离活动产生重大鼓舞，从而会引发连锁反应。
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苏格兰独立倾向增强的同时，主导独立公投的苏格兰民族党在公投过程中并没有大谈民族问题，反而在努力淡化其民族主义色彩，而把宣传的重点放在民主和民生问题上。苏格兰一家民调机构在公投前做的民调显示，在22个最贫困的居民区，47%的受访者准备投票赞同独立，而在22个最富裕的居民区，只有26%的人准备投票赞同独立。显然，苏格兰独立要求背后不完全是民族主义因素在起作用。经济利益考虑对其独立倾向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可能是一个更应令人感到担忧的问题，对很多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不是在这一地区就会在另一地区存在的问题。
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来说，分离主义未来将是一个长期的政治挑战，但到目前为止好的一面是，这一运动总体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在现有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与之相比，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造成的挑战，无疑更为血腥和残酷。
在人们的心目中，过去的欧洲总体上是一个相对和平与安宁的地方，但近两年却频频发生恐袭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欧洲的印象。2015年1月，三个与也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有关的恐怖分子在《查理周刊》编辑部门口射杀了12人。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系列枪击和炸弹事件。2016年3月22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个靠近欧盟总部的地铁站发生爆炸。此外，德国也陆续发生砍人事件（2016年7月18日）、慕尼黑枪击事件（2016年7月22日）。2016年圣诞节前夕（12月19日），欧洲更是出现一日三次恐袭的情况。在大西洋对岸，美国的反恐形势也不容乐观。2013年4月15日，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终点线附近发生两起爆炸。2015年12月2日，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发生枪击事件。2016年6月1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同性恋夜店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加大了对恐怖袭击的防范和打击力度，但2015年以来，恐袭事件发生频率在西方国家显著上升，且没有表现出最高点已经过去的态势。
恐怖袭击的频率和烈度出现引人注目的上升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西方国家外来移民增多，他们因语言、文化、种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效融入西方社会。在融入之前，他们容易受到当地社会的疏离和排斥，这一方面加大了其融入的难度，也使其对社会产生失望和不满。其次，是西方国家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对立上升的结果。全球化的发展和产业转移，造成西方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重要分化，使一部分西方国家原来的中产阶级沦落为“第一、第二世界中的第三世界”。移民的涌入加大了原有人口对外来者的不满。社会中辛勤劳动的中产阶级对高社会福利安排的享受者也存在不满。女权主义、同性恋者地位的提升，导致社会价值的重新排序，让一部分人欢呼，让另一部分人感到失意。第三，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复苏乏力，使西方国家政府缺乏有力的手段去解决社会面临的多方面挑战和问题，而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一些无助于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虚假议题上，这加剧了中下层民众的失落和危机感。可以说，充斥于西方社会的，来自于不同根源、不同群体的不同形式的不满甚至怨恨情绪，是造成西方社会出现不稳定并导致独狼式恐袭增多的根源。相比之下，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极端思想更容易在社会上传播，西方政府在防范和打击恐袭方面手段的不足，则主要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对西方国家来说，不利的一面在于，一些负面的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并可能产生相互强化的效应：恐怖袭击的上升，导致民众更加缺乏安全感，并强化他们对外来人口、其他族群的怀疑和猜忌，这会使后者产生更大的不满和怨恨情绪。社会对立的加剧，也使政府很难对外来者实施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政策。政治对立的发展、集体认同的弱化、社会情绪的割裂、强调自我利益的心态，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使政府更加缺少解决诸多社会问题所需要的资源投入。这样的循环一旦开启，在一个比较长的阶段内都很难打破。
结语
近几年来，西方国家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总体复苏乏力，由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和引发的许多深层次问题未能获得有效解决，与此同时，在社会治理方面又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不同问题的涌现和叠加，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思潮的转向。西方国家政府多年未能有效应对社会经济挑战的实际表现，加深了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不满，为民粹主义的泛起提供了政治土壤。一些西方国家更多地转向保护主义的政策，对于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态度消极，甚至不惜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这使过去运转相对有效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二十多年以来最大的挑战。逆全球化思想的累积和爆发，对于国际经济秩序、全球治理形成很大的冲击。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的发展，让人们对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很难乐观。
西方政治思潮的演变，既是国际政治现象发展的结果，同时它也会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我们需要在深入把握西方国际思潮变化方向的基础上，对由此可能产生的挑战加以积极地应对，有效地避免其不利方面。（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