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家观察】陈伟光、蔡伟宏：逆全球化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双向运动”理论的视角陈伟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蔡伟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国际观察》2017年第3期。
摘要：借助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本文构建了全球化及其逆转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分析了1870年代以来的三个全球化阶段，解释了逆全球化是霸权国家主导下市场力量的释放持续损害了全球化过程中容易被替代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劳动群体，又没有给予补偿后社会冲突积聚到无法忍受从而社会发生自我保护的结果，而且逆全球化必然与经济危机相伴随。进一步，揭示了全球化其实并不是导致全球化主导国家中产阶级退化的主要原因，展望了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并认为未来将很有可能回到新的“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国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和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实际是“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现代升级版。
关键词：逆全球化、双向运动、全球治理
一、引言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前欧美国家正在掀起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这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等情况下，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潮流反向而行的思潮和行动，体现的是政治保守主义、经济保护主义、外交孤立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此前被学界论及的“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anti）现象，被社会公众以“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之说取代。如果说“反全球化”代表着体制外的反抗，“逆全球化”则更多是去全球化执政理念的形成乃至政策的实施。2016年逆全球化现象开始集中显现，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总理辞职，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等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纷纷登场，无一不是高举反对全球化和一体化大旗。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已成主导性执政理念，英国脱欧后，若荷兰或法国民粹主义政党获胜，欧盟分崩离析可能会成为现实。
当然，自从近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世界化开始，全球化历程从来都是波折不断、进退演进的。其中的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所引发以极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大战，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灾难。本次逆全球化同样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滞后反应。首先从跨境资本流动来看，2008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是有史以来倒闭的最大金融公司，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处于极端异常的冻结状态，2008年跨境资本流动急剧下跌至全球GDP的4%，只有2007年峰值20.7%的1/5。2009年降到更低水平的情况。2010年跨境资本流动反弹到接近10%，但并没有持续，随后一直下跌，2015年跨境资本流动下跌至仅为全球GDP的2.6%，2011-2015年跨境资本流动占全球GDP的平均值仅为5.4%，只有2007年时的1/4。
其次从贸易规模来看，1985-2007年全球实际贸易量增速是全球实际GDP增速的两倍，金融危机后，2009年进出口大幅下降10.5%，最近几年全球贸易增速落后于全球产出增速，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重下降。2012-2016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3.5%、3.4%、3.4%、3.2%和2.3%，而全球实际贸易量增长率仅分别为2.7%、3.4%、4.0%、2.4%和1.9%。世界贸易持续低于经济增速，这是二战以来不曾有过的现象。
再次，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断积累，给全球化带来压力。危机后颁布的贸易限制措施大多未被废止，而新的限制措施仍在陆续出台，导致各国贸易限制措施总数持续增加。尽管G20领导人一直强调废止现有的贸易限制措施，但世界贸易组织2016年6月的报告显示，G20成员在2015年10月中旬至2016年5月中旬实施了145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月均出台近21项，达到2009年9月WTO开始监测G20贸易措施以来的最大数量。2008年至2016年5月，G20成员共出台了1583项包括贸易救济措施、关税措施、当地含量要求、贸易融资等在内的贸易限制措施，只取消了约25%共387项，其余1196项仍在执行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限制进口，广泛运用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为代表的贸易救济措施，贸易摩擦频繁发生。
最后，从跨境人员流动来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年度《国际移民展望》报告，在金融危机后国际移民人数持续下降。在2008年之前的五年中，OECD的31个成员国每年的移民平均增长率是11 % ，2008年OECD国家的移民比2007年减少了6 % ，共440万人。2009-2013年国际移民人数继续下降。自2014年开始国际移民人数有所恢复，比2013年增加了4%，为430万。2015年同比增加10%，达到480万。不过2014年开始的全球移民人数的激增，更多还是受到难民潮的影响。2014年因人权问题而移民的人数增长率从2013年的6%上升到了13%。2015年，OECD国家共接收了165万份难民申请，是二战以来的历史峰值2014年和1992年的两倍。
也就是说，危机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资本、商品跨境流动的相对规模大幅度降低，反移民现象加剧，导致资源在全球配置的速度降低，跨境市场交易面临萎缩。随着2016年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升级以及其他限制资源跨境流动的政策措施出台，逆全球化的程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此现象展开分析。
二、逆全球化：基本分析框架
（一）全球化及其阶段
全球化倍受认可的定义是指“通过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较少或完全不受限制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经济向一个全球经济的整合。”这里的“全球化”不同于以国家为重心的“国际化”，而是独立的国家经济实体融合到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的过程。由此定义，迄今为止，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全球化经历三个阶段，分别是1870-1945年英国主导的放任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及其逆转时期，1945-1980年中期美国主导的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陷入困境的时期，以及从1980 年代开始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兴起时期。
研究19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可以发现全球化的演化由全球化活动与全球化制度规则两个组成要素构成。全球化的实质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和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与市场开放的不断发展，IMF经济学家在界定经济全球化时给出了三个指标，包括贸易、跨国投资、技术进步及其扩散，这是全球化活动。而对全球化的历史分期则依据的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理念、制度与规则（官方的与非官方的、权威的与约定俗成的），对应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做大馅饼以及怎么分馅饼的问题。全球化的理念、规则是公共产品，作为非中性的制度，规则的制定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红利，但也必须容忍参与者可能的“搭便车”行为，因此维持这些规则需要相应的实力。因此，在上述三个全球化阶段中，都有主导国家或者说霸权国家，创建并维护着一种体现当时最有权威的全球化制度规则。19世纪的全球化由实力最强的英国主导，从1945 年开始的全球化则是实力最强的美国主导。当某一全球化规则体系在经历了从发展强大到衰弱的过程后，因无法解决自身固有的缺陷继而发生整体性的体系危机。其结果往往是旧全球化规则体系被新全球化规则体系所替代。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主导下，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新一轮的全球化很快从最初的国际贸易复苏发展到生产、金融领域的全面跨国流动。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衡量商品、服务、资本、人员跨境流动的各种指标都显示，全球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化进入下行的轨道，导致了1930年代大危机以来世界经贸最剧烈的一次下降，至今全球经济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高位，一体化程度最强的欧洲在复苏上的表现更差。
（二）逆全球化的机理分析
为什么在经济学家看来带来效率增进的全球化进程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且为什么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与经济扩张与收缩的周期演进基本同步？我们的观点是，全球化活动赖以存在的全球化规则需要主导国家推动建立并且维护。而全球化对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影响却也是非中性的。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取决于全球化主导国家内部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双向运动”（DoubleMovement），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运动，即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运动，它由在市场中受益的贸易、生产和金融资本阶层推动，私有化、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是这种运动的特征；另一种是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旨在保护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它由那些在市场中受害的社会群体推动，保护性立法及其他干预措施是这种运动的特征。市场在全球不断扩张的运动或早或晚会引发因对人、自然和生产组织进行保护而制约市场扩张的反向运动。
“双向运动”理论的逻辑在于，市场力图从社会中“脱嵌”，全面支配社会，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价值取向，力图使那些超越获利动机的社会关系从属于市场体系；而社会则试图保护自己，抵制市场“脱嵌”，让市场“嵌入”于民主社会，用民主程序管制市场的过度扩张，恢复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资本和市场的扩张将包括人与环境在内的一切要素转变为同质的、纯粹的商品，而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市场经济中的商品可分为真实商品和虚拟商品。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不是为了市场销售而生产的，因此属于虚拟商品。虚拟商品的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来确定，需要国家进行干预。比如国家必须调节货币供给，以避免通货膨胀及经济衰退；国家必须救济失业工人，为工人提供教育、培训等相应的帮助；国家必须制定土地使用法规以调节土地利用。这样才能避免将工人、农民暴露于市场竞争中，避免社会不稳定。
自由放任的市场运动过于强势，商业投机及不平等过度，会引发经济危机以及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保护两个维度上持有不同立场的不同阶级之间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集体主义”的反抗，即制约市场扩张的反向运动。社会弱势群体可能联合起来进行不可忽视的抵抗；社会的领导阶层会调节自身利益，并采取包括强制方式在内的不同的适应方式，以适应他们试图领导的其他群体。“双向运动”反映了社会的领导阶层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平衡。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领导阶层为了维护秩序，保持稳定，必须顾及弱者的权利与利益，进行社会保护，而不可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大，这是其领导的合法性的来源。
市场并不是独立于政府（国家）自然存在的，市场的发展和扩张需要政府来制定和执行规则。另一方面，社会保护运动也需要国家制定法规予以实现。全球化是一个在国家权力作用下的市场化的全球制度整合过程。一国国内社会群体的实力结构和国家权力机构的反应决定了国内市场规则。而这样的市场规则使得一国国内社会不同群体从全球化中受益或受损，受益群体和受损群体之间潜在着冲突。随着自由市场全球化扩张，市场力量不断释放，全球化主导国家的受益群体和受害群体不平等程度不断累积，国内冲突水平加剧，如果没有相应有效的补偿机制，最终将导致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难以为继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反向运动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并非因为人们偏好民族主义的共同利益，而是那些受不断扩张的市场损害的根本性社会利益反抗的结果。
全球化演化过程中，宏观、抽象上看全球化逆动的原因是市场与社会的对立，微观上看，全球化逆动的政治动力源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冲突。全球化不断释放市场力量，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在此过程中一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所受的影响不同，直接或间接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社会群体，包括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工人和职业白领，他们能够将自有资源跨境配置到利用效率最高之处，因此他们能因全球化整体受益；而不能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社会群体，包括非技术、准技术工人以及大多数中层企业管理人员，他们则很容易被其他跨国境供给的工人所替代，而且在劳资谈判中的力量也因此被大大削弱，因此他们因全球化整体受损。对大多数工人来说，全球化意味着收入和生活变得更不稳定。社会内部因此形成紧张的政治矛盾。
逆全球化必然与经济危机相伴随。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全球化受益群体和受害群体不平等程度相对较轻，贸易、移民并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全球化受益群体和受害群体不平等程度激化并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迅猛上升带来了激烈的反全球化、反移民运动。全球化中的利益受损者尽管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在政治上构成了选民中的大多数，当这个群体解决了“选择性激励”问题，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不再沉默，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在实行选举制的国家中，他们反全球化的要求不但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而且也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从而扭转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状况。
（三）全球化及其逆动的分析
考察全球化的历史，21世纪初和19世纪末有着惊人的相似。1860年，英国单边取消贸易和关税上的所有限制，并同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互惠条约《科布登一谢瓦利埃条约》（The Anglo-French Treaty），核心内容是双边贸易自由化适用于所有参与国家，从而开启了世界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对于第一轮全球化，罗德雷克认为“从多个方面观察，世界经济在19世纪金本位制盛行的年代，其全球化水平比当前还高。”然而，20世纪初开始，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包括工人工作环境差、强度大、待遇低，劳资冲突频繁发生，社会两极分化等。同时期，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众政治取代了精英政治，劳工组织革命性的改变以及政治上更高的代表性使得他们不再承担全球化的代价。随后，以1914年金本位制的崩溃为标志，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停滞。经济史学家杰弗里•威廉森用计量方法研究显示，19世纪后期的全球化造成不平等，进而造成1913-1950年间的逆全球化与各国倒退到自给自足的政策。在此间三十几年的逆动过程中，世界经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大国放弃了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货币集团和货币区林立，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加强边境管控以阻止自由移民。发达国家甚至信奉生命线理论，即当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秩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为获得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以保证本国经济的运转与生存，只有采用武力的手段来代替过去的贸易手段。
二战以后，主要国家从逆全球化时代中吸取教训，认识到各国都实行单边的、以邻为壑的贸易和货币政策的结果只会是使得世界经济走向崩溃。另一方面，一国政府也需要考虑开放市场、要素跨境自由流动产生的对内的冲击，比如国内劳工面临的失业和收入下降的风险。在美国主导下，国际上和各国国内都建立起保护社会、防止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复活的经济治理机制。在这个被约翰•鲁杰称为“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多边主义和国内稳定、保护社会的追求并行，互为约束条件，成为各主要国家治理国内、全球经济的共识。二战后至198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经济活动始终以内嵌的自由主义为原则，布雷顿森林体系三大支柱，包括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的宗旨和运作既体现了自由开放的市场化原则，又体现了基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保护原则。“内嵌的自由主义”本质是多边主义，这与19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同；同时又强调政府的对内干预、对国内社会的保护，即构建社会和政治安全网以保护国内社会不受市场开放的损害，或者采取再分配等经济措施补偿受全球化损害的社会群体，这又与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同。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国家-社会-市场”关系的根本改变，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社会保护互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逐渐复苏。
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战后黄金时代，从1970年代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次石油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经济遭遇危机。大萧条以来各国制定的很多保护社会的制度，显得没有效率，出于追求效率的需要，各国的政策指导思想在1980年代初，开始更多地向释放市场力量的方向转变。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就认为1974年石油价格冲击下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的萧条归根到底是由于工会（更广泛的说是工人运动）的政治力量过于强大及其破坏性，一方面工会在工资方面提出要求破坏了私人用于投资的资本积累的基础，压制了企业利润，另一方面国家在工会的压力下不断扩大寄生性的福利开支，刺激了通货膨胀。由此推理，新自由主义者应对危机的方法就是削弱工会力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税以刺激储蓄和投资。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政治力量消长，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1933年到1938年短短几年，美国工会运动不断壮大，工会成员人数增加了300%。到195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收入差距缩小，劳资矛盾减弱，经济发展平稳高速。随后20多年，美国工会运动相对稳定，工会人数维持在一定的水平。1970年代美国的工会运动在政治上开始受阻。1980年代，在里根政府和国会保守派的合力打击下，美国工会迅速衰落，人数不断下降，影响力日渐衰退。主张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了主要国家的公共政策范式，政策倾向像钟摆一样越来越朝着新的放任自由主义方向荡去，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
1980年代初开始，美国联合英国倡导并向全球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取消利率管制、贸易的自由化、浮动汇率政策的实施、取消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强调对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等等。“资本主义多样性”受到美、英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挤压。无论是作为社团—国家式资本主义代表的日本和德国，还是作为社会民主式资本主义代表的北欧福利国家，都在美、英资本的影响下趋同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美国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是在1980年代借着救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债务危机的机会，要求这些国家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更促发了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全球化过程的全面发展。
随后过了10多年，到了21世纪初，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因全球化而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奈瑞•伍茨研究表明，不论是一国内部还是各国之间，经济的不平等程度都大大增加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谓的“涓流效应”，经济增长会惠及低收入阶层，并没有实现。全球配置资源、全球生产使得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分配发生巨大的改变。随着1990年代跨国公司离岸生产和外包的规模越来越大，以及移民大量流入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就业开始受到较大的威胁。当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短缺，人们有就业机会的保障时，外籍劳工能填补劳动力的不足，而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提高了发达国家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于是他们支持全球化。但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必然导致发达国家的生产不断地向廉价劳动力富余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化发展造成的世界范围内贫富不均衡也必然导致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而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流失，移民的涌入则会对发达国家的就业、社会福利、生活方式甚至可能是国家安全形成压力。当发达国家的民众在工作机会、安全与廉价商品、外籍劳工的贡献之间作选择时，他们无论如何会选择工作机会和安全。
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减少、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直接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美国服务业中，金融、医疗、信息技术、贸易、商业咨询等子行业的雇员收入迅速增加，而零售业和一般性服务业的雇员收入则长时间没有提高；制造业中，收入较高的蓝领工人萎缩，而他们是构成美国主体的中产阶级的代表。
经过20世纪上半叶逆全球化教训的发达国家本该认识到，如果政府设立制度保护国内全球化受损群体免遭不断深化的全球化的威胁，那么就能化解国内对全球化的反抗。具体而言，全球化的受益者将所获收益分出一部分弥补全球化受损者的损失，以获得受损者在政治上赞同全球化。不过，美国国内的以公司高管、华尔街人和富人为代表的全球化受益者却没有这么做，而是把他们的一部分收益用于政治争斗和游说，打压全球化受损者的反抗。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受益阶层的财富越积越多，更有能力推动政府制定不断扩大的全球化政策。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在美国造就了越来越多的失败者，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在不断缩减，大量中产阶级成员从薪资高的岗位向薪资低的岗位流动，他们的规模与观念的力量不断积聚。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资产和收入均出现大幅下降，2011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49103美元，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4000美元；美国家庭资产净值中值则从2007年的12.5万美元下跌至2009年的96000美元，损失23%。更糟糕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经济一旦衰退，就业则需要比经济恢复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经济衰退前的水平。美国实际GDP在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下跌，在2010年出现重新增长，但美国2009年高达10%的失业率直到2016年5月才恢复到与危机前4.6%接近的水平。当就业机会萎缩的时候，“美国经济失业型的复苏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美国选民会比其他发达国家的选民更难以忍受经济衰退”。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的全球化受损群体普遍期待政府能出台更多的社会保护措施，但政府却在释放市场力量的方向上越走越远。美国的大财团、大企业家在政府的帮助下，不仅渡过了危机，而且收益继续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试图以更大的力度开放国境，促进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美国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2010年开始实施重返亚太的战略，同时启动“立足于下一代”的自由贸易协定TPP和TTIP。TPP的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追随冷战思维，试图用经济利益换取其盟友在军事上的支持，被左翼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批评为，类似那些美国与低工资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将导致美国大量工厂关闭，数以百万的工人失业。2014年11月，奥巴马颁布总统行政令推进移民改革，放宽居留条件，预计将使近500万非法移民免遭驱逐，被右翼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批评为“贫困的非裔和西裔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被无证移民夺走，这让美国社会更加不安全”。这些举措引起全球化受损者的恐惧并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弹，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在政治上被忽视，变得更加激进，他们加入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阵营，政治力量因此出现足够的提升。在他们的支持下，作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集中体现和第一个成为主流政党代表但却反建制的总统获选人特朗普成功当选，标志着波兰尼提出的以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开放为内容的全球化正在转向保护社会。当前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在发生逆转，美国几乎可以肯定将向限制自由贸易的方向转变。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一个月，就签署了多项逆全球化的行政令，包括退出TPP，在美墨边境修墙和禁止七国公民入境等，并要求重新谈判NAFTA。
三、逆全球化的评价
（一）逆全球化犯了一个判断性错误：就业不足与中产阶级退化：全球化应负全责吗？
逆全球化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因全球化受损下累积爆发的产物。二战后的三十年，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美国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产阶级占比不断增加。1948-1978年间，经济年增长率为3. 98%，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年增长率为2. 53 %。不过，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几乎同时开始，19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开始退化。1979-2009年间，美国经济年增长率为2. 79 %，但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年增长率仅为0. 43 %。不仅如此，1999年以来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增长停滞，2008年至2014年则逐年下降。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自1977年达到历史高峰的接近2000万人以来不断下降，到2012年只有1200万左右，失去了700多万个工厂工作岗位。
美国中产阶级退化与就业不足的原因之一确实是市场全球扩张运动，但全球化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首先，贸易对中产阶级就业的影响不太大。研究表明，美国工厂消失的工作岗位仅有不到13％源于贸易，其他近88%是由于自动化及一些本地因素减少劳动需求所致。其次，外国移民对本国工人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并不确定。一方面，入境移民加入工作机会竞争，可能会减少美国一部分工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压低他们的收入。但另一方面，由于移民的英语交流能力相对较弱，他们大多从事不太要求交流能力的工作，这样美国本地人就能相应从事较高工资的工作，因此移民反而会提高美国工人的工资。而且，从事低端工作的移民还会为美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那么，为何美国中产阶级退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时间上完全同步呢？实际上，美国国内不平等现象以及中产阶级退化的真正主导者是新自由主义下美国的国内政治。
从1933年罗斯福新政开始，一直到“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里，美国国内政治中，工会等服务于美国民众的力量遍及美国经济体系，成功制衡了大企业和金融资本的权力。1970年代末，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强力影响下，一度服务于美国民众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开始反转。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以公司高管、华尔街人和富人为代表的全球化受益阶层积累大量财富，处于美国收入的顶层，政治权力日益增强，他们支配市场运行规则的权力与日俱增，操纵市场组织和价格决定方式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从而获得大部分的经济成果，因此越来越富。而美国中产阶级等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力弱化，无法影响政府制定的市场运行规则，因此只能被动接受对他们不利的经济自由化政策。马丁•季伦思和本杰明•佩奇评价了美国富人、利益团体、普通民众对30年间政府1779项政策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处于美国收入顶层的富人和商业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有很大的影响，而普通民众和大众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很小。在富人阶层操纵下，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美国国内贫富分化，中产阶级退化。富人阶层不仅积极维护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的自由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是他们以自由市场为借口，掩饰自己实际控制政治和经济权力以聚敛财富的现实。
可见，把中产阶级退化与就业不足简单归咎于全球化是不对的，而且全球化对中产阶级受损者的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制定相应的补偿计划等措施给予弥补，逆全球化其实是矫枉过正的。
（二）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016年以来，经济全球化开始受到主导新自由主义的美国的社会保护要求的崛起而发生逆转。与全球化相反，逆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经济从整合走向分割的过程，逆全球化的发展将恶化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环境，不利于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构建贸易壁垒、对进口品开征惩罚性关税，对美国而言，并不一定就能保证企业回流，重建本土供应链。而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除了会令美国通胀加剧，损害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利益外，更糟糕的是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报复，以牙还牙式的贸易战将令全球经济硬着陆，这个后果是全世界难以承担的。以历史为鉴，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陷入空前的大危机。美国农业和工业部门要求增加保护以刺激就业。1930年美国出台历史上最高关税的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将2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该法案颁布之后，许多国家相应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国的进出口额因此猛跌超过一半，全球贸易额从1929年的历史高位360亿美元暴跌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将世界经济从衰退带入大萧条。
其次，中国和墨西哥分别位列美国总贸易赤字来源的第一国和第四国，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综合运用关税和其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包括边界建墙和提议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闭美国与中国和墨西哥的贸易。但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是国内储蓄不足。如果不解决美国长期的储蓄率低下问题，中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赤字，只会重新分配给其他生产成本更高的发展中国家，这样会令美国通胀加剧，最终损害美国中产阶级利益。
再有，美国正进行反外包外迁，由国内生产替代部分原有的进口商品和生产环节。美国的跨国公司在贴近市场、降低成本等的压力下，缩短全球供应链，用近岸、在岸生产替代离岸生产，特别是一些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这些回流美国的企业为了保持竞争力，不得不加大技术投资提高自动化水平，而自动化恰恰是美国工人失业的主要原因。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制造贸易摩擦，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转向区域、双边的自贸协定，区外经济体存在被歧视和边缘化的风险，这些都对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和国际交往、发展经济极为不利，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会受到极其不利的影响。其次，美国反外包外迁，阻碍了全球价值链的技术扩散效应，对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不利的影响。再有，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外国工人的歧视性行动蔓延，移民劳工因此回流返国，可能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支付的压力。还有，美国可能会控制美元的升值，甚至让美元贬值来寻求在国际贸易中更有利的地位。可能发生美国同中国的货币战。
（三）逆全球化现象究竟会走多远？
当前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出现“逆全球化”和严重“碎片化”。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遇到强大的社会保护的反向力量抵抗，处于衰竭退变期中，最终将被新的全球化体系替代。逆全球化也许恰恰是美国“聪明地”处理新自由主义衰落的权宜之计；在美国退隐，全球化新体系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全球化将逐渐退潮。中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中才能从大国发展成为强国，因此将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等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逆全球化现象究竟会走多远，钟摆何时能摆回市场力量的释放，取决于新的全球化替代性方案实现的条件何时成熟。在国家权力主导下，可能作为未来新一轮全球化的理念和制度规则有三种。第一种是构建全新的、以世界主义民主为基础的、充分考虑全球公民社会意愿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第二种是构建二战后确立的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并重的“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现代升级版；第三种则是构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新模式和全球治理的新秩序。
就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导全球化进程，因此第二种方案最有可能被实现。美国等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保护运动反抗市场全球化扩张的力量，将开启新的一轮全球化。现有大国，包括中国在内在全球化中崛起的大国，需要对“内嵌的自由主义”制度进行重新谈判，制定更合理的全球治理规则，并重新审视和评估国内政策，缔结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社会保护互为前提的“国家-社会-市场”关系的基本社会契约，让全球化的分配更公平合理。
四、逆全球化纠偏：全球化及其治理的转型
回顾百年历史，以往三次波澜壮阔的全球化都遇到困境甚至发生逆转。第一波全球化的结果是全球化崩溃和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波全球化的结果是石油危机，而第三波全球化的结果是逆全球化涌动。如果未来出现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的综合爆发，全球主义则可能真正面临向孤立主义和国家主义回潮的困境。
2016年“逆全球化”卷土重来，助推政治保守主义、经济保护主义、外交孤立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直接原因是主导全球化的国家政策偏好过于倾向不受约束的市场，而未能处理好受损者的社会保护问题。美国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风险和损失强加到广大民众，却拒绝补偿和保护他们。
以波拉尼“双向运动”的视角，市场在力量释放的过程中试图从社会中“脱嵌”并支配社会，而社会则力图抵制市场“脱嵌”，用多种办法管制市场的过度扩张，以保护它的成员和作为整体的它本身。在低层次，社会可以设计再分配等经济措施化解全球化对国内的冲击；在更高层次，社会可以遏制并逆转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中的问题要靠进一步全球化才能解决。如果人们希望继续享受全球化的红利，就需要回到曾经的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状态，它一方面推动全球经济迈向一体化，另一方面维护国内群体的利益不受全球化政策的损害。历史经验表明，内嵌的自由主义的表现比新自由主义和放任的自由主义都要好。大卫•科兹比较了1948-1973年和1973-1997年两个时期六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发现这六个国家的两个指标在第一个时期均显著高于第二个时期。萨尔瓦多•皮彻泽鲁的研究则表明：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社会保护水平高于放任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
“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要求政治上改变“强资本、弱劳工”的失衡格局，扶持和发展工会、小企业和小投资者抗衡大公司和资本所有者的政治力量，使得劳工阶层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另一方面，祖德•海斯等用调查数据验证了内嵌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可行基于的一个重要假设：只要政府制定政策措施保护国内群体不受全球化的冲击，那么国内民众将不再反对全球化，因此内嵌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是可行的。
“内嵌的自由主义”实质是具有国家干预性质的自由主义。在国际层面，由于没有世界政府，“内嵌的自由主义”下的多边经济机制是通过国际干预以确保一国国内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的理念内嵌入国际经济机制之中，具体表现为受益相对较少、甚至受损的国家在国际经济制度和主要国际经济机构的决策中，能够得到以资金转移或以特定规则的形式出现的某种程度的优惠待遇，而且其实际效果足以抵消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冲击，由此兼顾效率和公平。比如，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国际货币机制规定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并取消一切形式的外汇管制，但为了有关国家能够适时调整汇率以改善贸易收支失衡从而稳定国内经济，又规定了保障贸易收支平衡条款；二战后的国际贸易机制确立了削减贸易壁垒和取消歧视待遇的自由贸易原则，但为了有关国家维持贸易收支的平衡以及确保国内经济的稳定，又设计了保障和例外条款。
“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能够体现基于民主自由、公平公正的理念服务于全球经济。消除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跨境流动的障碍本身不是目标，而是作为实现世界各国根本的经济与社会目标的手段。全球经济治理的目的应该是增加各国国内政策的自主性，同时不对贸易伙伴造成伤害。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应当有足够的空间来追求各自的目标。比如，发展中国家需要重组本国经济结构并促进新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需要处理有关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和分配正义的担忧。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应该获许补贴某些行业，发达国家应该获许对一些国家使用关税，使它们无法向自己“倾销”在低劳工标准或低环境标准下生产的商品。
中国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和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实际是“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现代升级版。首先，开放的全球化意味着市场开放的标准不被少数国家所控制，能充分考虑各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被国际社会全体所接受。其次，包容的全球化意味着对全球化受损的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和救助，避免社会阶层分化；同时，也意味着全球化必须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再次，普惠的全球化意味着所有国家都能从全球化中获益，各国在文化、宗教、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呈现差异，实力也强弱有别，但不会因此受到歧视；普惠的全球化需要大国在利益分配上充分照顾弱国、小国。由此可见，开放的全球化意味着市场的扩张，而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意味着社会保护。最后，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共享的全球化，也就是全球化要以世界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共同发展。
五、结论
全球化经历了1870-1945年英国主导的放任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1945-1980年中期美国主导的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以及从1980 年开始至今的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陷入困境。2017年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多项逆全球化政策措施出台。
借助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构建了全球化及其逆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发现逆全球化是市场力量的释放持续损害了全球化过程中容易被替代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劳动群体，又没有给予补偿后社会冲突积聚到无法忍受从而社会发生自我保护的结果。而且逆全球化必然与经济危机相伴随。
运用该框架，分析了1870年代以来的放任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发现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霸权国家主导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在全球化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后，必然导致全球化发生逆转。
而二战后三十年间建立的“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兼顾了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本来是可以持续的，只不过因为1970年代石油危机和资本主义衰退以及随后的工会力量削弱而中断，继而摆向不可持续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全球化其实并不是导致美国中产阶级退化的主要原因，中产阶级退化的真正主导者是新自由主义下，富人利益集团支配市场运行规则的权力与日俱增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对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致命打击。在美国退隐，全球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退潮。当然，这将会恶化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环境，不利于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
如果人们希望继续享受全球化的红利，就需要回到“双向运动”均衡下的“内嵌的自由主义”。历史经验表明，内嵌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绩效和社会保护的表现比新自由主义和放任的自由主义都要好。在一国国内，必须改变“强资本、弱劳工”的失衡格局，扶持和发展工会、小企业和小投资者的抗衡力量，使得劳工阶层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在国际层面，受益相对较少、甚至受损的国家在经济一体化及多边合作过程中能够获得优惠对待，而且其实际效果足以抵消自由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冲击，由此在国内、国际层面都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
中国倡导构建的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和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实际是“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现代升级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家-社会-市场”深度融合，践行着“国家资本主义”，拥有比核心发达国家更多、更复杂的工具来调整自己和国内、国际资本的关系，也更擅长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新兴经济体良好的经济和政治表现也有助于全球化模式和全球治理秩序整体性地从新自由主义转向新的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