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至10月，习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简称“一带一路”重大倡议。随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划。“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主动发布的推进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全面经济合作的重大规划，对于扩展中国经济影响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化与沿线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双边与多边交流具有长远的影响。根据规划，“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以政策沟通交流为保障，重点推进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贸易互利合作，在此基础上深化各国金融合作，并通过广泛的国家社会多个层面的交往与合作，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坚实的民意基础。目前，以中国为起点，“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中亚5国、东南亚11国、南亚8国、欧洲18国、俄罗斯与独联体6国、西亚15国、北非的埃及和东亚的蒙古，共计66国，沿线人口约44亿，占全世界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29%;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全世界的23.9%。“一带一路”建设还将着力打造六个经济走廊即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金融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撑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实施顺利且呈加速推进趋势。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经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逐渐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5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同比增长18.2%。2015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987份，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1%，同比增长7.4%;完成营业额692.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5%，同比增长7.6%。2016年前五个月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中超过一半是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签订的。2015年4月，中国央行向国有政策性银行注入了620亿美元用于“一带一路”项目。此外，中国正在向900个项目投资8900亿美元，如孟加拉湾经缅甸到达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天然气管道、连接北京和杜伊斯堡的铁路线。目前几乎全中国都动员起来参与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有三分之二的省份强调“一带一路”对本地区发展的重要性，许多大型国有企业都设立了“一带一路”对接办公室。对于中国在沿线国家承包的工程来说，中国也正在由过去的纯建设向建设后管理转向，使得中国能够长期参与这些工程的开发、建设和管理。
1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国际格局与秩序
2012年以后，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国际格局虽然在总体上仍保持“一超多强“的结构，但大国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呈现出新的态势，国际秩序在保持总体稳定的同时，仍然呈现出新的变化动向。
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对峙，国际格局与形势相对简化。后冷战时代，国际形势愈益复杂，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离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非传统力量兴风作浪，尤其是最近几年，以基地组织、ISIS为代表的非国家力量使国际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混沌化。另一方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欧债主权危机、希腊债务危机、西亚北非国家的政局动荡、乌克兰危机等经济、政治问题层出不穷。就当前来看，国际格局在维持“一超多强”这一总趋势未变的同时，大国间的实力对比正在演化出新的态势，这一新的态势可以用“1+2+N”即“一超两元多强”来加以概括。“一超”是指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两元”是指中国、俄罗斯这两个世界大国，“多强”是指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这一结构就像一个金字塔，但它是沙丘状的，处于不断流动之中，说明大国间的实力对比是在不断变化的，处于动态之中。这一判断是结合当前国际形势的最新变化对传统的“一超多强”认知的新发展，它认可当前国际格局总体上仍未超出“一超多强”框架这一传统判断，同时认为，由于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中国、俄罗斯实力的不断上升，必须对传统判断进行升级，因而它同时也是对“一超走弱，多强易位”这一判断的新发展。就国际体系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以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无政府国家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在这一大的国际体系之中，由于大国博弈与互动进程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导致范围不同、类型各异的各类国际秩序也在经历着深刻的演变。
传统上人们认为，二战以来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雅尔塔秩序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导政治秩序，这一秩序的有效运行建立在大国协调与共识的基础上，一旦大国之间陷入纷争与对抗，国际政治便面临着失序的危险，全球和平与安宁将迎来重大考验。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争霸联合国常常陷入停摆。冷战后，由于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间的意见分歧与利益纷争，致使联合国在诸如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部冲突、乌克兰危机、朝核危机、伊核危机等国际问题上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国际政治秩序呈现出碎片化的格局。与国际政治秩序演进状态不同的是，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的国际经济秩序一直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统治性优势地位。尽管在冷战时期曾经出现所谓的社会主义平行市场，但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在自由市场和贸易开放基础上的国际金融贸易体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全面覆盖。但是，国际经济秩序表面上看来是公平和对所有国家开放的，事实上控制权却掌握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故而传统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可以称为美西秩序。美西秩序是为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霸权利益服务的，美国经常选择性地运用国际经济秩序规则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尤其表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经济优势地位来制约和遏制中国的正常发展，例如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人民币国际化和自由兑换、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内的话语权、贸易壁垒与投资自由化等问题上，中国经常遭受美国的压制。与国内社会一样，国际经济秩序总是与国际政治秩序密切关联，国际舞台上同样存在着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受到美国遏制和挤压的国家越来越感受到，除了自身固有的不合理因素外，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还受到国际政治尤其是美国霸权战略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从现行秩序中实现突围，寻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不能不成为大国思考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建立在美国的金元霸权、制度霸权、炮舰外交基础上的美西秩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例如，实力逐步恢复的俄罗斯正在竭力打造其控制下的“领地秩序”，即以地缘政治为依托，以军事干涉和能源资源供给等为手段，加强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周边国家的控制与干涉，形成一个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次级国际经济政治甚至军事秩序。
与美国、俄罗斯通过暴力、潜在暴力或威慑等手段维持或扩展影响力不同的是，近年来，中国通过积极有为的外交进取战略以合作共赢为原则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为纽带，大力加强中国的经济外交，并带动政治、安全、文化等多方面影响力的扩展，或许在未来一个中国引导的“丝路秩序”将会悄然发祥。中国的做法是一种蓝海战略，它是在现行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之内另起炉灶，但并不排斥现行的国际经济基本规则，相反，它是自身超强的经济政治实力与对现有国际经济政治规则的合理利用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它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所必须采取的新对策，只有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贸易上的合作才能释放国内过剩的产能，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能。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中国外交已经开始更加主动地实施对外战略规划，以摆脱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博弈中的不利局面。事实表明，这一行动开局良好，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立得到众多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朋友圈的扩大说明在现有框架内合理利用现行规则以经济促进政治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国所引导的这个次级秩序既不同于美国的一家独大和家长制的管理模式，也不同于俄罗斯威慑式的管理模式，而是采取新思路，通过互信互联互通，实现共创共享共赢，这是一种类似于互联网式的合作思维模式，是一种国际股份合伙制，强调的是创业共享。中国之所以寻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实现这种共赢思维和分享意识，根本上是因为，在现行经济秩序中，美西大国已经把持了优势地位，不愿意与新入伙者如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分享国际经济管理权，而且利用现有地位，压制日益崛起的中国和新兴国家。中国要想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从现有的美西秩序中突围，另辟蹊径。
与新型次级国际秩序涌现相并行的是，当前在局部地区和部分领域，国际政治中的失序化现象不断发展，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世界大国对明显违反国际法原则的暴力行为和干涉内政行为难以有效制止，传统国家力量也难以充分消灭诸如基地组织和ISIS一类的非传统国际行为体的非理性行为。这种失序化现象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挑战之一。
2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外交新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反映出中国外交已经开始产生新思路，尤其是在如何判定国际秩序、如何看待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方面，中国的认识和行动与过去相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越来越理性和趋于实际。通过梳理历年来中国官方报告，如历届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领导人的讲话，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话语宣示具有越来越低调的趋势。新中国建立之后面临的虽然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雅尔塔秩序，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使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秩序基本不能发挥有效功能，全世界充斥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大军事集团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在新中国第一个十年，中国对这一分裂的世界和处于失调中的国际秩序的话语宣示可谓是大开大合、大说大做，调门很高实际举措也相对激进。在话语方面，类似的宣示包括“资本主义正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正一天天好起来”、“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等;在实际行动方面，抗美援朝、炮轰金门等军事行动表明我们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决心。中国并不急于加入联合国的态度则表明为了捍卫国家主权与利益，应该理性地计算外交决策得失，不能一味委曲求全。总的来说，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外交似乎是一种双轨思维。在宏观话语和意识形态层面充斥着激烈的革命主义情绪，但在具体外交实务中，则本着求同存异思维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低调务实地处理了与民族国家建交、领土划界、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参与国际舞台活动等实际问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与苏联关系破裂，中国在对外话语宣示方面调子更高、气魄更大。例如，我们由过去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扩展为“反帝、反殖、反霸、反修”，在战争问题上，提出要“准备打仗，而且准备打大仗、打核战争”，覆盖范围更广，革命性更强，但也更流于空想与不切实际。例如，在外交理论和话语上提出要搞革命外交，开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打倒“帝、修、反”，解放广大亚、非、拉人民。这一话语的实质是要彻底摧毁二战后的现行国际秩序，代之以新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秩序。它当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实际行动中，革命外交发展到顶峰，演化为短时间的极“左”外交行为。在经历1966－1968年间的外交挫折后，中国逐渐认识到形势比人强，虽然宣传媒体上仍然整天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但外交行动逐渐回归理性与冷静。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尤其是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使国家安全压倒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外交优先考虑的现实问题，中国对外战略开始实行重大调整。此后，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态度可说是大说小做，话语宣示雷声大，激进举措雨点小，官方宣传重点仍然是“反帝”、“反修”和要推行世界革命，但实际工作中开始悄然调整对“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的态度，实现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并与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对联合国的态度也开始改变，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加入了联合国，与苏联关系也开始有所缓和。总体上，在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仍然是对现行国际秩序和体系充满不信任感，批评居多，但在外交行动上已经逐渐向现行国际秩序靠拢，稳步向世界舞台中央行进。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由此前的结盟、准结盟政策调整为独立自主不结盟，不和任何大国(主要是美苏)建立战略同盟关系，外交实际行动上逐渐屏蔽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不但出台了党际关系四原则，而且确定了以国家利益作为指导外交行动准则这一原则。但在对外宣传方面某种程度上仍然沿袭既往的话语体系，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旗，提出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邓小平此前的主张，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并表示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这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在体系层次外交诉求的新体现。此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提法一直贯穿于政府工作报告和执政党党代会报告等正式文本中。但自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开始，这一提法逐渐弱化，在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同时，中国开始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提法逐渐修正为“积极促进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体系层次诉求的代际更替更为明显，这一提法延续到中共十八大报告。与过去相比，这可谓是只说不做，尤其是诸如“构建和谐世界”一类的提法只是表达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总体构想，并无多少实际行动予以支撑。中共十八大以后，在官方文件中继续沿用“积极促进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这一说法，但在政府外交高官的发言中则提出中国将继续做当代国际秩序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维护者，同时更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完善。在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前后，类似表述尤其频繁。甚至有外交系统的官员在非正式场合进一步提出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这一观点。与过去相比，上述对待国际秩序的主张简直是有天壤之别。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为了保障和延续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顺势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希望只做不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分享中国三十多年的开放成果。它的提出也说明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经济体系已经由过去被动的参与者、消费者逐步转变为国际经济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和主导者。虽然都在同一个国际经济体系内，在同一个国际金融贸易秩序框架中，但中国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主导的原则不同于美西秩序，中国倡导一种共建、共创、共享和互通共融的原则，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方案和中国式国际公共产品已经正式在国际舞台上亮相，这是中国外交新思路的体现。
3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外交新动向
尽管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官方宣示越来越友好，并在外交实务中通过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朝核危机、伊核危机、叙利亚问题斡旋、非洲国家冲突等行动表明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建设性态度，但国际政治斗争和大国博弈的现实表明，中国在根本上不可能融入美国主导的美西秩序。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也不会在根本上接纳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相反，总是采取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必须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在现行国际秩序和框架中与狼共舞，合理利用既有规则与西方世界周旋，力争做到互利共赢、和平相处，应对各种挑战，尽可能推迟“修昔底德陷阱”的到来。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准备自己的B方案，不能将宝全押在西方世界，必须在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另起炉灶，寻找新的战略方向和发展空间。2009年以来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以及在东海、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使中国进一步看清了美国对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就是遏制中国的强大，这更坚定了中国加快实施外交转向的决心，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新的外交战略的推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正是这种外交新思维的体现，“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外交在战略规划和实施上的新动向。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中国外交开始朝着更主动、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当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讨论颇多，内外意见也不一致。例如，国际上有人指责“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为了在国际上找到空间去释放过剩的国内产能;也有人臧否“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要和美国争夺国际影响力和人心归属。因此有人建议“一带一路”最好定位于纯粹的经济外交，不要承担过多的政治功能，更不要指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来极大增进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但也有人认为不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预设前提相反应该持一个开放宽容的心态，“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更是全世界的“一带一路”，中国只是一个倡导者，“一带一路”是全世界来共建共享的，完全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亚投行的设立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不管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如何议论也不管这个倡议本身是否严谨、是否周密，实施起来有多少困难，可能存在多少未知陷阱，单是中国提出这一倡议本身，就已经表明中国的对外战略与规划已经开始发生重大转折。通过研究新中国外交史我们不难发现，60多年的中国外交政策主线基本上是在被动应对中度过的，具有很强的事务导向，除了意识形态和革命外交中放的那些“空炮”外，我们很少主动提出一些具体的外交规划并一以贯之地实施。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政策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独立自主不结盟”、“韬光养晦”方针，都是为了应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外交形势而不得不实施的战略调整，基本上都是外交行动的指导原则而无多少具体内容。“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也有打破美国遏制的考量但在总体上是中国对外战略主动谋划的体现。这是因为，这一倡议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后，并没有束之高阁，而是由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形成了若干内外对接机制与协调机制并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共同推进，既有总体规划，又有具体工作计划，当前正在得到有效实施，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质上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贸易合作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表明中国方案已经由政治外交领域向经济金融领域延伸，并取得初步成果。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中国外交视野更为开阔，外交手段更为丰富，对外交资源利用的宽度、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更大的拓展，拥有更为丰富的战略组合。“一带一路”倡议将历史资源与现实关联融为一体，既植根于中国与周边与沿线国家深厚的历史联系，又能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各国在经济上愈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是将多方资源融汇发酵的综合性规划。“一带一路”倡议涵盖地理范围十分辽阔，各国间又有着古老的历史联系，合作的领域十分宽广，既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也包括投资贸易合作和金融合作，以经济合作为起点，各国之间在政策机制、社会交往等方面可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还反映了中国对外思维中的蓝海战略趋向，从而使中国的战略红蓝皆备。近年来，中国外交有两大亮点，一是在与部分国家的领土争端上针锋相对，以牙还牙，通过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钓鱼岛巡航、南海吹沙造岛等措施，一举扭转了过去在钓鱼岛、南海、东海问题上的被动局面。这一思维可以看作是一种红海战略，即在关系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绝不退让，全力捍卫中国主权与尊严。二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作为金融支撑。这是一种蓝海战略思维，即另起炉灶，不与竞争者迎头相撞，而是另辟蹊径，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倡议在范围上推进与周边和沿线发展中国家合作，没有动美国的后院;在内容上关注经济合作，避免政治外交的敏感性，就不会产生与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嫌疑。“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关注沿线国家最为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最能发挥中国在港口、公路、铁路、机场、水电站等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除了少数领域外，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它们无法也不能在此领域与中国直接对抗或竞争。作为蓝海战略思维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提升军事实力，增强海上巡逻执法力度，加强在南海、东海的现实存在等红海战略共同构成中国刚柔并济、和战两用的外交策略手段，与过去相比，中国的外交手段更为丰富、有力。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中国外交开始逐步实施转型，正在迈入强国外交阶段。如果对新中国67年的外交作一个全景式的扫描，我们可以大致将中国外交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分别是改革开放前的立国外交阶段、改革开放后至中共十八大之间的建国外交阶段、中共十八大后的强国外交阶段，或者可以说它们分别是中国外交的1.0版本、2.0版本、3.0版本。无论哪个版本，基础平台都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如果说1.0版本的中国外交的主要关注点是中国的安全利益，2.0版本的中国外交的主要关注点是中国的发展利益的话，那么，当前这一3.0版本的中国外交主要关注点是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即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并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是这种观察视角的体现。尽管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本质与潜在功能有不同争论，但毫无疑问的是，“一带一路”建设一旦展开，绝不可能仅仅体现为单一的经济功能，相反，它必将是一个以经济交往为基础的涵盖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功能的综合性对外战略规划。从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对外行为的实际进程来看，中国外交正展现出一种立体化思维和全域化布局的特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蓝海战略与坚决捍卫领土主权权益的红海战略就是它的具体表现。相对于前一阶段外交任务主要集中于推进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共十八大以后无论是在领导人讲话中还是官方文件或声明中，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诉求更加全面，往往将发展、安全、主权利益并列提出。从实际举措看，虽然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但近年来中国在提升国际地位和捍卫领土两个层次上都大幅度地投放资源，程度与广度远远超过中共十八大以前的建国外交阶段。求地位、求尊重，使国家强大将是当前及未来阶段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中国外交将不可避免地迈进到强国外交阶段。强国外交阶段，“一带一路”建设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任何世界强国都必须把力量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之上，而经济实力是强国的力量之源。“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够为中国经济开辟出新局面，推进中国经济实力跃上一个新台阶。强国外交还要求国家拥有广泛的地区和世界影响力，当前，限制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世界对我们的了解和正确认知还不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如能顺利实施，通过深入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就能增进世界上60%以上的人口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中国的软实力必将大大提升。
文章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04期
发布时间：2016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