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6日，我院陈伟光教授与我院博士生钟列炀共同撰写的文章《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动能》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26日第A05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制度型开放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创新研究”（20&ZD061）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早在2019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曾指出，必须维持普遍尊重国际法的世界经济、拥有强有力多边机构的多极化世界，尽一切力量避免全球治理的分裂。当下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进一步分裂风险，维护以真正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治理迫在眉睫。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难以应对全球风险

　　当前，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多边机制失灵。对此，一些发达国家走向单边主义、区域主义、集团主义，使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进一步碎片化、复杂化，加大了国家间的政策协调难度，且发达国家构筑的高标准不可避免地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发展壁垒”，也在无形中增加了“俱乐部”外成员参与全球化的制度成本。在新兴议题领域，数字经济在后疫情时代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引擎，但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严重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现实，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面临治理机制缺位等潜在风险，各国仍未就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贸易、跨境数字平台垄断等关键议题达成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

第二，全球公共物品供给赤字。作为具有跨国外部性、公益性和非排他性的设施、资源、规则或制度的全球公共物品，其充分供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职能之一。在原则上和道义上，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多元行为体都有着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责任，尤其是大国负有更大且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让世界经济陷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期，俄乌冲突又将世界经济拖入二次衰退乃至滞胀的边缘。但霸权国家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意愿和能力却大幅下降，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出现严重赤字危机。

第三，全球性风险挑战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罕见的全球性危机，其连续袭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但疫情没有让全人类团结起来以共渡难关。相反，在美国的鼓噪、干预和推责下，国际合作机制远未能有效运作，全球联合抗疫严重受阻。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家首要考量因素，全球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通胀问题进一步加剧。美国等西方国家共同遏压新兴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单边行动重构了地缘政治，加剧了全球阵营对抗的局势，全球治理体系再度遭遇冷战时期的分离风险。

深层原因

　　制约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全球治理变革难以达成共识而陷入困顿停滞的境地，有其深层原因。一是在超国家层面体现为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权的矛盾。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主权不断向外让渡的过程；国家治理被全球化弱化的部分本应该由国际组织填补，但如今的国际组织脆弱不堪，难以有效化解和处理全球性风险。二是在国家层面体现为主权国家间的权力矛盾。特别是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外溢到全球治理领域，致使全球治理体系变得更加“分裂”和“支离破碎”。三是在国内层面体现为国家内部的阶层矛盾。二战后美国推动的全球化秩序是一个高赤字、高债务、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悬殊的国际秩序。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阶层矛盾进一步激化，欧美民粹主义崛起。后疫情时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债务扩张、资产泡沫和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积累，可以预见民粹主义思潮将继续涌动，对人类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都是巨大的风险。

　　在理念制度行动上提供新动能

　　破除全球化进程障碍、摆脱全球治理变革困境，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如何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提供新动能、作出新贡献，也就成为题中要义。

首先，在理念上，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多边主义精神的再现和升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2017年被写入“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意味着这一中国倡议广泛凝聚了共识，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原则和规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以来，先后被写入了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的响应与认同。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了零和博弈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窠臼，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价值基点。

其次，在制度上，推行包容性多边制度。在全球治理中需要运用共同的规范规则理顺和协调各国不断增强的权益意识，构建持久而稳定的全球治理格局。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各个主权民族国家间普遍存在着文明差异、制度差异和发展程度差异，包容制度多样性是避免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进一步分裂的良方。国际制度的包容性，一方面要求不能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地缘政治划线，大搞集团政治，将世界分裂为不同部分；另一方面要求国际制度以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为目标，在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促进各国实现自身的长远利益，在保障规则公平的基础上，让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国是包容性国际制度环境的倡导者和建设者，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提供重要支撑。

最后，在行动上，推动大国协调合作、“金砖国家+”模式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既提出科学理念，也坚持行胜于言、知行合一，积极转化为务实的行动。中美两国是全球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国，中美双边关系直接关系到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是否顺利。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崛起大国，应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推动制度型开放，增进中美互动和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推动中美大国关系总体稳定。金砖国家合作的实践表明，完全可以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相互理解的桥梁，共同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应积极推进金砖扩员进程，为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搭建开放包容的新型合作平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共同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的最佳实践，中国应该继续推进“一带一路”高水平发展和机制化合作，推动“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乃至二十国集团、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组织及平台的对接与合作，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全球多边治理机制。

作者简介

陈伟光，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钟列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