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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

一场国际赛事与一座城市的成长,一段关于后亚运时代的对话,亚运过后我们应该检讨———“这个城市应该为谁而建?”

2012-06-13

随着亚残运会圣火缓缓熄灭,广受赞誉、吸引全世界目光的亚运、亚残运盛典在广州落下帷幕。

从2008年北京奥运到2010年上海世博再到广州亚运,三年间,三个中国一线城市先后登台亮相,从不同角度向全世界展示当代中国的新形象。这一形象,颠覆了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印记,正式宣告中国时代的到来。

烟花虽绚丽,却只有瞬间之美,美丽过后,它留给这座城市最宝贵的财产是什么?这是不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成长必经之路?在与世界的融合中,我们需要持有什么样的心态?

为此,南方日报记者邀请国内外专注研究城市设计与发展的三位著名学者,一道把脉后亚运时代的广州乃至中国的城市发展。

◎激情过后,首先要反思一下,是不是没有这些活动,我们的政府就不推动如此迅速的建设?

◎我们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惊叹之时,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持这样的水准和姿态发展下去,比如交通的不拥堵可否常态化

◎建设一个城市为的是让人舒适地生活,如果我们将城市变成一个展示性的舞台,容易将这个城市打造得尺度过大,从而破坏城市的可居住性

◎大型活动往往会搞出这个中心那个中心,这些中心占据了很多城市的资源,却和居民日常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们很可能成为后奥运、后世博、后亚运时代这个城市的赘肉

对话嘉宾

德国著名区域与城市社会学家、德国卡塞尔大学建筑景观设计与城市规划系D.易普生教授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俞孔坚教授

广州申亚陈述人之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城市化与国际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李永宁博士

奠定城市地位广州,中国第三大城市

在特定时空里,我们发现了这个城市灿烂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广州需要这样特别和高端的国际盛事,以此融入世界

南方日报:此次广州亚运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与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相比,它展现了哪些独特的价值?

俞孔坚:首先它彰显了广州在中国的地位,告诉世人,广州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能够成为第一梯队展示国家形象,对于广州来说,这说明它代表着南方第一大都市、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窗口。而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的举办也代表了中国整体的崛起。广州亚运会特色比较鲜明,把岭南文化、亚热带的氛围,珠江三角洲所具有的浓郁的水文化等等都表现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广州更带有中国亚文化的个性。

李永宁:亚运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开放务实和有自身文化个性的广州。一些看起来和亚运会准备相关的设施,我们会发现那里面有着深厚的经济社会的底蕴,有着南国独一无二的文化背景,有着充满历史地理色彩的传统积淀。

开幕式的策划者和表演者向全国、向亚洲、向全球传递了一个简单清晰的理念:这就是广州,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城市!在那特定的时空里,我们发现了这个城市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灿烂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岭南文化的可持续传承。和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相比,亚运会更加本土化,更有民族特色,更有地方风味和生活情趣,这是显而易见的。

南方日报:易普生教授,您在德国是否也关注了这届亚运会呢?

易普生:有一定的关注。广州需要酝酿和打造出一个非常特别的和高端的国际盛事,以此作为一条新路来尝试把这个城市融入世界,同时通过展示自己的历史而书写新篇,再创辉煌。

开启城市文明

中国人心态开放指示灯

广州这次国际化的筹划与实践,让国际人流、物流、文化流和资本流终于得以大规模融汇于此,在城市发展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开拓

南方日报:李教授,你觉得这次广州向世界呈现的形象与你当年所陈述的广州亚运的形象一致吗?

李永宁:2004年我作为申亚陈述人推介的广州和现在差别很大,今天的许多标志性城市景观,比如电视塔、亚运城、四通八达的地铁系统等等,在当时都是设想。今天看来,我们不能说一个国际盛会就实现了城市的尽善尽美,但几乎所有对国际社会,比如亚奥理事会等机构的承诺,大多数的城市发展构想和市民的期望都得以实现。通过这次城市的国际化筹划与实践,很多国际要素,比如国际人流、物流、文化流和资本流终于得以大规模地融汇于广州和珠三角,这次飞跃在广州城市发展史上都可谓是一次空前的开拓与创新。

南方日报:英文中有一个词“mage-event”———大事件,可能对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一个时代。像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这些活动能不能被称为大事件?

易普生:这些大型国际盛事在中国举办显示出中国是个开放的国家。这三大国际盛事在德国、在欧洲和在世界上都被认作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部分,中国人民心态开放的指示灯,我想它们对于相关城市的发展也具有划时代的象征性意义。

李永宁:这三场盛会对于城市来讲的确是大事件,但我认为,举办一两次像亚运会这样的大型国际赛事不足以改变一个城市的心理、行为和性格。这些都不是一个月、一年或者几个年头能够真正形成的。但是,大型的国际赛事的确有利于推动某些意识的启蒙。世界上一些最为现代的城市文明都有一个不断开放的接受和被接受的国际化经历,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广州可以算是在这两年终于迈上了这样的台阶。

城市成长之路

中国需要吸引全世界眼球

一个国家由弱走向强,需要向世人证明。当年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博会,其实也是为了作秀,来展现其盛世的伟业和殖民功绩

南方日报:翻看世界历史,我们会发现,后发国家对于这类事件格外重视,将其视为展现自己实力,进入国际舞台中心的契机。举办这类活动是不是一个后发国家和它的城市崛起的必经之路?

俞孔坚:正如你所讲,当一个国家崛起,由弱国走向强国的时候,它需要向世人证明。当年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博会,其实也是为了作秀,来展现其盛世的伟业和殖民功绩。

但我认为,作秀的心态其实是弱者的心态。一个真正的强者,一个真正发达的国家它是不在乎作秀的。但有时没有办法,这种心态是中国的一种集体意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中国百年来没有占据过世界的中心地位,所以才想秀一下,以舞台的炫丽来吸引全世界的眼球,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李永宁:广州是全国最早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目标的城市,又是最先从务实角度出发确立以建设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城市。但是在当今世界城市之林的高端竞争中要崭露头角,举办亚运会、世博会或者奥运会来取得国际区域影响力还是十分必要,只有这样的机遇和挑战才能给这个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为了成功地举办这样的大型国际赛事,广州对城市形象的创新设计,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新定位,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造正是证明了这种成长的过程。

后亚运思考

最应该做的就是回到平常

我们不应该在乎国外怎么看我们,而更应该在乎老百姓怎样更好地生活

南方日报:后奥运时代、后世博时代、后亚运时代,有什么值得我们总结、反思、改进?

易普生:我认为,广州需要发展和创新广州文化。例如广州的美食,享誉全世界,可不可以推而广之与世界其他城市产业和服务业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广州需要设计和打造一种新的形象,在发展中把广东的传统性、现代性,以及辐射整个珠三角和周边国际国内区域的开放性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系统地体现传统底蕴和现代化设计结合起来的城市景观风貌的新形象。

李永宁:后亚运时代的广州不是一个以亚运会的举办作为分界线的广州。我们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惊叹之时,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保持这样的水准和姿态发展下去,可持续发展就是一些先进的制度或者机制的常态化,比如交通的不拥堵可否常态化,“穿衣戴帽”作为城市面目的景观可否常态化,对于国际会展机遇的产业化发展可否常态化,等等。

俞孔坚:激情过后,首先要反思一下,是不是没有这些活动,我们的政府就不推动如此迅速的建设?我们应该检讨“这个城市应该为谁而建”的问题。除去作秀的冲动,我们现在应该冷静下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不应该为展示自己而建设这个城市,而是应该出于对市民生活的负责而建设它。

因此,我认为这三次大的事件结束之后,中国目前最应该做的就是回到平常。回到平常解决日常的生活问题,比如,市民如何出行更方便。因为在日常生活里,市民们不可能经常前往那些比赛场馆,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上下班如何更方便、怎么去买菜、购物等问题,靠限行解决一时的难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城市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回到平常,过好日子。我们不应该在乎国外怎么看我们,而更应该在乎老百姓怎样更好地生活。

南方日报:不要再为别人而活,要学会为自己活。

俞孔坚:是的。我们建设一个城市为的是让人舒适地生活。如果我们将城市变成一个展示性的舞台,容易将这个城市打造得尺度过大,从而破坏城市的可居住性。大型活动往往会搞出这个中心那个中心的,而这些中心占据了很多城市的资源却和居民日常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容易变成摆设性的东西,它们很可能成为后奥运、后世博、后亚运时代这个城市的赘肉。

像广州这个城市,它的城市肌理很复杂、很纤细,就像人的毛细血管一样。如果我们修一条大路穿过广州密集的城市体内,形象上是好了,但也可能会破坏这个城市原有的肌理,或者社区的文化,这一点要特别留意。

广州奥运可期

政府市民对盛事习以为常

希望那时的中国是一个从容的大国,广州这座城市回归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的辉煌

南方日报:如果20年后,广州也举办奥运会,应该向世界展示一个什么样的广州?什么样的中国?

易普生:我希望那时的广州能是一个文化广州,一个开放、包容、具有更高层次产业链的广州。

李永宁:我希望那时的中国是一个从容的大国,广州是一个融入国际文明、有着丰厚的精神与物质文化的国际大都市,这座城市回归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的辉煌。那时的政府和市民对于这样的大型国际盛事已经习以为常。

俞孔坚:我希望未来的广州奥运,要用民间的力量来办;要明确办奥运是为了改善广州奥运后人民的生活,而不是为了作秀。

(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对本文有特别贡献,特此感谢)

南方日报记者赵杨南方日报首席记者梅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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