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周方银教授在《联合早报》（2017年4月26日期）撰文谈中国制度化安排对中国在世界影响力问题，全文如下：

中国崛起过程中，时常面对如何将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问题，而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第一个有效方式，就是为应对重大国际挑战做出关键贡献。

无疑，当前的朝鲜问题算得上重大国际挑战，中美俄多个大国与世界重要玩家都在其中。实力与影响力的较量令局势变化莫测。某种意义上，此轮朝鲜危机也为中国实力转化为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平台。

未来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中保持稳定的影响力，培育和维持一个稳定的支持者群体十分重要，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群体中各国的支持力度不一定很大，一般来说不大可能达到盟国支持美国的程度，但达到一定数量国家的松散支持也有很大价值，这个价值在周边安全、多边外交、全球治理等方面有不同的体现。

美国，在最初独立还不到50年之际，便于1823年发表国情咨文，宣称美洲大陆“从今以后不再是任何新的欧洲殖民的对象”。

实力弱小的美国充分利用欧洲纷争，抛出门罗宣言，向远比美国强大的国家提出挑战，以大国之姿向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最终取得策略上的成功。

在平时，如果能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低成本地维持影响力，或保持影响力的基础条件，无疑是一种比较可取的做法。这方面美国的做法颇为成功。二战后，美国通过组建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完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联合国关联机构，编织复杂的、规模远超前人的同盟体系等方式，形成了一个有助于有效维持和发挥美国影响力的国际制度体系。特别是美国的同盟体系，为美国提供了更为方便的发挥影响力方式，并被在不同时代用于多种不同目的。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随着国际事务复杂程度提高，专业化程度持续上升，国际影响力越来越需要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发挥。未来中国如果要获得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可靠影响力，避免影响力被其他国家的一些措施所消解和轻易地推回，必须把自身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到不同的制度安排中，包括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金砖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等。

国际社会中，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国家，一般都有试图发挥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愿望和冲动。这种冲动既可能产生积极的后果，也可能导致不适当的行为。事情常有其两面性，追求国际影响力往往需要较为可观的资源投入，需要付出不小的国际成本，而且影响力是一种无形的、容易消逝的东西。

在追求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的主要优势在于自身庞大的规模，以及实力地位还处于相对上升的势头，主要挑战在于，中国追求更大影响力的做法很难被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所欢迎，其他国家的支持在很多时候也不是出于真心。

在追求影响力的过程中，中国需保持战略耐心，从长期着眼，顺势而为，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在某些领域追求更具可持续性的影响力，避免影响力短期显着提升，其后却较快下降，或者影响力需通过持续投入大量资源来维持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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