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双向赋能：现实逻辑、理论框架与实践进路
韩永辉 李思怡 成昊
摘要：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思潮再度涌现，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外部风险更为突出。为发挥多边力量、应对外部风险，本文首先厘清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间的内涵联系，进而分析二者间存在的互促发展机制、构筑二者间双向赋能的理论框架，并基于此探寻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双向赋能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战略；“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韩永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共广东省委党校2024春季中青年干部培训三班、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基地，教授；李思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科研助理；成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本文通讯作者，E-mail：anroycheng@163.com。
策略与力量：商业主体在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影响
张璐瑶 鲁传颖
摘要：人工智能军事化中商业主体的参与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现象。这一新式主体不仅充分参与到人工智能军事领域的研发、应用和部署的全过程，而且对国防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战略的部署起到重要作用，影响一国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的整体走向。对美国、俄罗斯、以色列和法国的案例分析表明，商业主体在军事化结构和进程中的不同作用塑造了各国人工智能军事化节奏和结构的不同特征，并影响国家国防军事能力和部署能力创新的效果。国家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调整与商业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弥补传统国防工业系统中的短板、激发军事系统活力的同时，引导商业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二者和谐互动，共同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做出贡献。
关键词：人工智能军事化；大型科技企业；军工复合体；国防创新
作者简介：张璐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鲁传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欧美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比较及启示
严少华 杨昭
摘要：在国际竞争加剧的今天，人工智能成为了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人工智能治理不仅是各国国内政策的当务之急，也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全新领域。欧盟和美国是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领先者，也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人工智能治理模式上，欧盟采取的是基于权利和风险的“硬监管”模式，侧重在法律层面搭建全面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以加强监管方面的领导力，发挥其“规范性力量”。美国采取的则是基于市场与技术的“软监管”模式，依赖总统行政令等“软法”进行治理，鼓励“行业自治”和“自我监管”，以保持在技术上的领导力。欧盟和美国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差异具体体现在政策工具性质、治理机构设置以及治理过程中私营部门的参与三个方面。欧美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差异可以从政策传统、利益集团影响以及产业生态三个方面得到解释。欧美两种治理模式都是根据各自特殊情况探索出的合适道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中国具备调和欧美两种治理模式的潜力，找到一条平衡的人工智能治理道路。
关键词：欧盟；美国；中国；人工智能治理
作者简介：严少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构建探析
桂畅旎
摘要：人工智能具有内生安全、应用安全、国家安全以及地缘政治安全风险，并基于各类风险形成不同的治理路径，进而体现了机制复杂性的特征，导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困境加剧。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治理机制未能反映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特点；治理格局未能反映人工智能行为体力量变化以及互动关系；治理主导理念未能反映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等。将机制复合体理论引入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困境，构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基于分层，实施模块化的动态治理；基于中心，依赖多主体开展协同治理；基于信任，构建大国协调的责任治理。
关键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治理困境；机制复杂性；机制复合体
作者简介：桂畅旎，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高级工程师。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多元化进程与竞争性图景
封帅 薛世锟 马依若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国际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维度可以成为分析和展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的重要视角。从国家维度展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景图，将会呈现出以三条核心路径为基本架构的多元化进程，分别是美国作为唯一代表的权力目标导向路径，以维护智能领域的霸权为基本特征；以欧盟等为代表的安全导向路径，其突出特征是监管优先；以中日等国为代表的发展导向路径，将治理工具与发展战略结合，希望实现技术和产业的赶超。在无政府状态的制约下，多元化与竞争性将成为国家维度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图景；国家维度；多元化进程；竞争性图景
作者简介：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薛世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马依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战略决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