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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叶海林:印度南亚政策及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影响

2016-07-28

  

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南亚研究》编辑部主任,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国际战略所所长

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尽管印度政府近年来高调推动其经历多次改版与升级的“东向行动”政策,并在东南亚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军事和经济动作,然而不论是以高层外交的密集度计算,还是以投入资源的多少衡量。印度外交仍然是以南亚地区为主要和优先区域,这是印度最能显示其力量并使其战略产生实际效果的地区。总体而言,莫迪政府组成以来外交政策更加积极周边活动明显活跃,可谓“有声有色”。

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莫迪的东南亚外交和非洲外交在效果上只是做到了“有声”,获得了印度国内以及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但其战略意图仍然不够清晰提出的目标过于宏大,又缺乏具体的落实措施,往往显得有些好大喜功和急于求成。

莫迪在东南亚和非洲的活动,不论是像许多印度媒体鼓吹的那样,是为了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还是像不少中国学者主张的那样可以为中印两国的国际战略提供“对接”的机会,都未免让人有纸上谈兵之感。而在南亚地区,过去一年来,印度积极的外交活动却可谓既“有声”又“有色”既凸显了印度在南亚次大陆地区的独大地位,又没有引起周边和世界其他大国的制衡。虽然印度的外交行动及其结果从长远看是否一定有利于印度是可以讨论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印度在南亚地区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印度所希望的。也就是说,在南亚地区,印度具有相当的行动自由,可以将其意志贯彻到其他国家,并达成印度所希望的结果。这种优势对越来越重视南亚的中国显然产生的影响会远远超过印度在其他地区的活动。

不论印度对“一带一路”持什么态度,其最容易对“一带一路”施加影响的区域也显然就是在南亚。那么,莫迪的南亚政策到底要实现怎样的战略意图?会如何影响到“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国在南亚地区又应该以怎样的策略去应对印度因素呢?

12015年的印度南亚外交:全面积极且阶段性效果明显

2015年印度的南亚外交保持了非常活跃的态势,实现了与大多数国家的高层接触,在对巴基斯坦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影响了斯里兰卡国内政局走向左右了尼泊尔的制宪进程,在整个南亚地区显示了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虽然印度所采取的外交行动引起了诸多争议,从长远看也并不全然符合印度的根本利益,但是必须看到,近年来,全面而积极的印度南亚外交所产生的结果基本上是印度希望实现的,也就是说,印度拥有南亚战略主动权,其行为既是南亚其它国家无力阻止的,也没有受到域外力量的有力狙击。

第一,印巴关系有限回暖,印度地区战略优势更加明显安全环境进一步优化。2015年年末,印巴关系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缓和,以莫迪闪电访问拉合尔为高潮上演了一系列颇具戏剧性的高层接触活动。11月印巴两国总理在巴黎气候大会期间举行了短暂会晤,随即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和巴基斯坦总理安全与外交顾问阿齐兹在曼谷举行会谈。129日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杰访问巴基斯坦。

这是印度外长三年来首次到访伊斯兰堡如果说斯瓦拉杰来到巴基斯坦主要是为了参加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国际会议,尚不足以作为印巴关系缓和的明证的话,那么随后在1225日莫迪总理访问阿富汗回国途中对拉合尔的突访虽然时间短暂,却营造出了足够强烈的舆论效果。当然,必须看到,印巴关系在2015年年终岁尾“回暖”,并不完全是印度主动释放善意寻求两国和解的结果。实际上,莫迪访问拉合尔能够成行,与巴基斯坦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形势关系非常密切。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国内处境尴尬,其权力不断受到其他身份地方豪强势力的牵制,并遭到军方屡次削弱。

中巴经济走廊走向的数度调整便显示出谢里夫执政地位的脆弱。步履维艰的谢里夫需要一次外交成就来凝聚人气、巩固地位,因而才对莫迪提出的突访拉合尔的要求大开绿灯。值得注意的是,两国总理的会面地点是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首府,而不是伊斯兰联邦共和国的首都。而且这一会面是在没有任何巴军方代表以及政府高级官员的情况下举行的,巴方参与者仅限谢里夫的亲信。

在军方拒绝参加的情况下,谢里夫会见莫迪并不会对巴印关系的改善产生实质性作用。此外,不论是外长会晤还是总理接触,印巴双方都是打着阿富汗问题的旗号进行的,显示出两国国内对于印巴关系的改善以及是否需要改善仍然非常敏感。巴军方首脑还在双方政府握手言欢的同时飞赴阿富汗,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以及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以凸显军方才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实际制订者,以此“冲销”谢里夫与莫迪会晤的宣传效果。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两国总理的会晤徒具象征意义。然而无论如何,这些干扰因素都是来自巴基斯坦的,于莫迪并无影响。莫迪通过对拉合尔的访问拉高了自己在国内的人气,体现了相当的外交灵活性,显示出了对巴基斯坦的战略优势和主动权。

在对巴基斯坦非常敏感的阿富汗问题上,通过外长和总理级别的会谈,突出了印度的重要地位,迫使巴基斯坦不得不承认在阿富汗问题上需要印度的参与这无疑将强化印度的南亚战略主导权,即便无法让印巴边境地区的安全态势明显好转,至少也进一步为印度在相关问题上巩固话语优势创造了条件。

第二,影响斯里兰卡国内政局走向,对中国与斯里兰卡合作构成牵制。20151月,斯里兰卡举行总统大选,对中国友好且引进大量中国资本的时任总统拉贾帕克萨谋求连任失败。曾在自己政府内任职卫生部长、于201411月从执政党出走的西里塞纳当选。

早在竞选过程中,西里塞纳和竞选搭档、新政府的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就曾多次表示要实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平衡,并且激烈批评中国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20152月,西里塞纳总统出访印度,这是他当选总统后的首次对外访问。一个月之后,莫迪总理回访科伦坡,这是印度总理时隔28年首次访问斯里兰卡。

高层互访后两国关系升温明显。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就在斯里兰卡总统和印度总理互访期间的35日,斯里兰卡叫停了价值14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使得原本发展一直顺利的中斯关系出现严重波折。斯里兰卡和中国的疏远以及与印度的接近,显然是印度所希望的,却未必是印度一手策划的。

西里塞纳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有其大选需要,也有其执政后执行外交平衡策略的需要。但是不管怎样,印度是斯里兰卡政府更迭的最大外部受益者,而且印度为此支付的外交和经济成本并不明显,印度既没有给斯里兰卡提供大笔援助也没有遭到受损最大的中国的报复。

一方面,印度对斯里兰卡的影响力是无须赘言的,如果说印度没有事前介入斯里兰卡大选显然难以服众,这不符合印度的外交传统。而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莫迪政府在印斯关系改善之后获得的实际利益并不显著,但这主要是因为印度尚无能力全面介入甚至“接管”斯里兰卡的战后重建事务。

印度在2015年提出的若干合作项目进展缓慢,大部分仍停留在纸面上。倘若以实际经济收益论,印度成效一般,但如果以印度制衡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存在论,至少在2015年下半年以前,印度可谓成就斐然。但是,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印度没有能力满足斯里兰卡战后重建的客观需求,才使得印度平衡制约中国在斯里兰卡存在的策略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效果上逐渐被逆转。

20161月,印度航空母舰“超日王”号访问斯里兰卡,不过这次访问是在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刚刚离开斯里兰卡之后展开的。此后不久,斯里兰卡原定向巴基斯坦采购“枭龙”战机的计划在印度的干预下夭折。

不过,与印斯经济合作进展缓慢一样,军事合作方面印度也无法宣称取得了针对中国的决定性优势。斯里兰卡同样拒绝接受印度“光辉”战斗机的销售方案2015年下半年开始,中斯原本被冻结的军事关系逐步恢复。最具戏剧性的是

20164月,斯里兰卡总理访问中国前夕,宣布恢复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中斯关系回到西里塞纳当选前状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印度试图在斯里兰卡“狙击”中国“一带一路”的计划陷入低潮。

第三,以“实际制裁”干预尼泊尔制宪进程,强化对周边中小国家的控制。20154月,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地震不但造成了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也造成了中尼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严重损坏,影响了中国产品进入尼泊尔的能力下半年,由于对尼新宪法草案不满,尼泊尔南部的马德西人在印度的纵容和支持下封锁边境,印度断绝了尼泊尔的能源供应。

印度在整个尼泊尔制宪危机期间并没有宣布对尼泊尔实施制裁,但其实际上封锁边境的举动却给尼泊尔造成了巨大损失,印度的这一明显干涉尼泊尔内政举动虽然遭到了诸多非议,却没有任何区域外大国对印度的地区霸权主义行径采取反制。

201510月,尼泊尔政府更迭,新当选的总理奥利最终还是选择首访印度以修补两国关系。这凸显了尼泊尔在印度的重压下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无奈处境不过,印度也为在尼泊尔制宪问题上的蛮横支付了代价。奥利出访印度后,很快访问中国,并与中国达成了将拉日(拉萨-日喀则) 铁路延伸到尼泊尔境内的协议,双方还签订了与尼印协定类似的《政府间过境运输协定》,为缓解尼泊尔长期以来国际贸易受制于印度的局面奠定了基础。印度的“制裁”一方面体现了新德里对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强大影响力

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印度对自己影响力的滥用,也迫使尼泊尔等国在选择其它伙伴———主要是中国———方面的决心更加坚定。这些国家现阶段因为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对中国意图的信息不足等原因,不敢公然挑战印度的地区霸权,往往倾向于在中印之间搞平衡

给印度更多尊重的同时,向中国谋求更大实惠。在战略态势上,这意味着印度当下的压倒性优势正在被中国逐步加大的投入所平衡,甚至有可能被抵消。而印度对此的警惕心理又会导致其在使用力量压制南亚中小国家独立意志方面更加坚决且更加不计长远后果。

第四,加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改善印度东北部交通状况,推动南亚次大陆的互联互通。 201566日,莫迪抵达孟加拉国访问,两国交换陆地边界协议批准书,彻底解决了双方之间持续数十年的陆地边界争端。

2015年底,印度公路交通和运输部长尼廷?加德卡里宣称两国将修建造价20多亿美元的海桥和海底隧道连通双方,但出资方式等重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同时,加德卡里也透露,印度已与孟加拉国、不丹和尼泊尔达成一项里程碑式的协议,旨在促进四国之间的交通运输和人员顺畅流通。

该协议在不丹王国首都廷布签署,名叫“不丹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汽车协议”(BBINMVA)。根据这项协议,从印度西孟邦、加尔各答经孟加拉国达卡,到印度特里普拉邦阿加尔塔拉的运输距离将从原来绕行西里古里走廊的1550千米缩短至640千米。

这条线路的推动和日后实施,不但会推动南亚次大陆东北部地区的互联互通更为重要的,还有助于印度减弱对脆弱的西里古里走廊的依赖,改善东北部地区的安全和战略环境。

印度不仅重视在陆地上实现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在海上,印度也提出了一系列构想。

莫迪上台后,印度积极倡导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的“蓝色经济”发展合作计划推动印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塞舌尔-毛里求斯蓝色经济合作,以及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和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的海洋合作。

20158月,印度在果阿举办了“首届环印联盟蓝色经济对话”, 9月在毛里求斯举办了首届“环印联盟蓝色经济部长级会议”。莫迪政府还复活前印度人民党瓦杰帕伊政府的“萨迦尔玛拉”(SagarMala)计划。不过,这些林林总总的计划效果和前景到底如何,还要看印度的执行力度。而印度在执行大型国际合作项目方面的记录一向备受质疑。

综上,印度2015年的南亚外交态势上非常活跃,成效也很明显,当然,其具体效果是否具有长期性以及就长期影响而言是否符合印度的利益,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2莫迪政府的南亚战略:在英迪拉主义和古杰拉尔主义之间摇摆

一部分中国学者用“圈”或“同心圆”的概念来理解印度的地缘战略,如杜晓军将印度的外交划分为三个同心圆,分别是南亚次区域亚洲和全球胡娟也认为,印度的安全观来自于英国殖民时期,希望“以印度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将印度的影响力由近及远向外辐射”。

实际上,这种分层设定目标的对外战略并非印度所独有,大部分地区性强国的周边战略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过程中逐步衰减注意力和力量投射意愿的,都明确或者潜意识里将世界划分为战略攸关地带、战略扩展地带以及战略无关地带。在战略攸关地带执行活跃的、往往带有排他性目标的外交政策;在战略扩展地带执行机会主义的策略,试图以小成本获得大收益,避免和该地区主导国家爆发冲突。而在战略无关地带,则主要用文化、经济手段体现存在感,获取国际认可,但尽量不介入当地事务。这种以战略相关度和力量投入为标准的层级划分方法是很普遍的,也是地区强国的通行做法。

问题在于,近些年来,随着“印度崛起”日渐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流行概念,印度的对外行为也逐渐发生变化,对传统上不属于印度外交活跃地带的东南亚中亚、西亚和非洲的注意力迅速增加 2015年莫迪总理对以上地区均进行了访问或者与有关地区领导人举行了峰会。印度是不是已经将其战略攸关范围扩展到包括东南亚和中亚的整个亚洲?

(一)南亚次大陆仍然是印度的战略核心区域且印度排他性的政策目标没有变化

就投入的力量和产生的效果而言,显然不难看出,印度虽然在东南亚和中亚的活跃程度很高,追求的目标却很有限,其力量投入的意愿仍然主要受到成本的限制,具有很强的机会主义性质。

在东南亚,印度希望通过对南海事务的有限参与,体现自己作为亚洲新兴军事大国的存在感。葛红亮认为,“鉴于南海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缘战略地缘经济与海上安全价值,印度未来势必进一步强化其在南海事务中的战略导向性角色”。

印度希望强化自己在南海乃至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存在感,这是毫无疑问的,甚至也可以认为印度此举意图是在牵制中国,但是实际上,印度选择参加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而拒绝参与美国倡导的联合巡航就表明,印度即使是在牵制中国也不希望为这种牵制行动支付任何实际的代价。

当然,没有实际投入的牵制行动,也就不会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效果。然而在印度周边的南亚次大陆区域,印度外交不但非常活跃,而且决心坚定,投入力量果断,必要时甚至敢于突破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限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心态。不仅如此,印度甚至不屑于隐藏自己在南亚地区的排他心理。林民旺梳理了印度战略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认知提到即使是印度支持参加“一带一路”的主张,也强调“需要长期限制中国在印度洋海域的影响力”。

印度学界和政策界在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上确有分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印度对中国进入印度自认为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南亚和印度洋区域充满警惕。差别只在于是主张与中国进行对抗争取排斥中国的扩展,还是建议通过允许中国有限参与来实现和中国的和解。 20世纪90年代,印度高迪联合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古杰拉尔曾经提出处理与南亚国家关系的古杰拉尔主义。

古杰拉尔主义往往被国际关系学者和美国的门罗主义相提并论。一定程度上二者的确有相似之处,都是地区强国(当时的美国还谈不上具备全球性强国的能力和视野)试图在本地区建立排他性秩序。古杰拉尔主义强调印度只给予而不求回报。

不可否认,印度在对待南亚地区中小国家的政策上,有提供公共产品的倾向但是,也必须承认,印度的公共产品提供同时也是充满利己动机的。不仅如此当印度认为南亚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有可能导致这些国家脱离印度的控制的时候印度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会立即调整为赤裸裸的地区霸权主义。

不仅仅是莫迪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印度历届政府的南亚政策始终是在古杰拉尔主义和英迪拉主义之间摇摆,不变的是印度视南亚次大陆为自己禁脔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显然在印度的东南亚和中亚政策之中是完全体现不出来的。

()印度在南亚谋求排他性霸权的动机

综合看来,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恩威并施同样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而且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和中国爆发正面冲突。印度的策略目标更主要地着眼于制衡乃至于阻挠中国的参与,对于建立自己主导的等级秩序则不够上心。

部分的原因在于印度的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依赖南亚次大陆区域的经济整合,这一点和当年美国在美洲推行门罗主义时有很大差别。对于印度来说,南亚次大陆的地区霸权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缘政治目标,却不是一个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环境支撑要素。

印度的经济成长主要是国内市场的驱动和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联系,印度对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兴味索然的真实原因,恰恰就在于印度实际上并不需要南亚共同市场。当印度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时候,大部分印度学者的解读是基于战略视角的,而不是经济视角。

防止中国在印度的后院建立依附于中国的经济体系,这个目标比建立印度主导的地区经济体系更能打动印度。相应地,也就规定了印度对待周边中小国家的政策选择更倾向于强调威慑而不是怀柔。实践上,印度的南亚政策在施恩和立威两种选择中摇摆,不过始终以立威为主。

在印度影响力强的地方,比如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印度更愿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体现自己的霸权,排斥中国的影响力,甚至不惜干涉周边国家的内政。而在印度影响力不足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和缅甸,印度则寄希望通过多边和双边合作与中国进行竞争,避免这些国家彻底倒向中国。至于对巴基斯坦,印度倒是反而释放了一些善意。原因在于印度很清楚,巴基斯坦是不可能因为印度的威慑而疏远中国的,对巴基斯坦的政策目标,印度只以象征性的和解和适度的威慑为满足,以树立愿意与宿敌和解的良好大国形象。然而,就在两国总理握手言欢的同时

印度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威慑,这也证明,与巴基斯坦的和解在印度看来,无论如何都不能以自己的安全和霸权受到挑战为代价。显然,印度没有能力在整个南亚次大陆建立绝对的排他性控制权。而且从效果而言,印度对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的干预———这是印度一年多来使用力量最明显、决心最坚定的案例———并不特别令人满意。印度不愿意通过施恩来争取中小国家,而更愿意通过立威来迫使这些国家服从。这既是因为印度整体的策略目标是制衡中国,避免中国力量的过度延伸,也是因为立威的短期成本比较小,不需要印度释放太大的善意。说到底,古杰拉尔主义从来都不是印度的习惯,只是印度的口号而已。在印度看来,只要排斥了中国的存在,或者限制削弱了中国的活动,其南亚策略就可以被称之为成功。

()印度南亚政策的效力和局限性

在印度看来算是成功的地缘策略,就长期战略收益衡量是否一定符合印度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需要思考的是,印度使中国遭遇的挫折是否削弱了中国参与南亚事务的意志动摇了南亚国家寻求改善和加强与中国关系的信念,以及增大了印度对华博弈的筹码?就这三个方面而言,印度南亚策略的效力是比较有限的。

首先,印度在斯里兰卡以及尼泊尔的所作所为与其说削弱了中国参与南亚事务的意志,还不如说恰恰相反坚定了中国在上述两个国家以及其他地方推进“一带一路”的决心。中国推广“一带一路”的高调,固然产生了一些消极因素同时也展示出中国的坚定决心。

“一带一路”刚刚启动,正在若干支点国家展开实质性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因为受到第三方的阻挠就放弃有关项目,充其量像缅甸的密松电站一样采取搁置策略,等待更好的时机寻求解决方案。试图使用干预斯里兰卡和尼泊尔国内政治进程的方式阻挠中国与这两个国家发展关系,印度如果的确含有这种动机的话,只能表明印度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缺乏了解。其次,印度没有能力填补中国资本被冻结形成的真空,导致印度的制衡策略无法产生长期效果。

仍以斯里兰卡为例,印度确乎在2015年成功阻击了中国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但一则印度的成功并不全然是印度政策的结果,科伦坡港口城波折与斯里兰卡国内的政治矛盾关系实际上更加密切;二则斯里兰卡在疏远中国以后很快陷入经济困境,印度又无力填补,这导致了短短数月以后,斯里兰卡便着手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使得印度的胜利陷入只开花不结果的困境。至于尼泊尔,印度不屑于或者不愿意寄予加德满都“恩惠”、满足于不公开宣布制裁就可以扼杀尼泊尔经济的强大影响力,反而坚定了尼泊尔引入中国铁路加速与中国开展互联互通的决心制裁尼泊尔的“成果”之一是尼泊尔制宪过程中更加向马德西人倾斜,而且确保了奥利总理首访仍然选择印度,但代价是中尼关系的升温和中国在支持尼泊尔实现自主方面积极性的提高,对印度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儿,恐怕尚难以定论。

再次,印度并未能通过在南亚的纵横捭阖增大对中国的博弈筹码,中国的“一带一路”仍在南亚次区域稳步推进,且中国在是否应该以印度的参与为实现“一带一路”的前提条件这一问题上态度越来越清晰。

中国继续呼吁印度的参加,在具体行动上,却更愿意通过强化与南亚中小国家的经济联系来开展“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印度的焦虑依旧是中国的考量因素,中国也始终愿意与印度积极对话,试图缓解印度的焦虑,然而在推进中国与南亚其它国家合作的具体项目和计划上,中国显然不愿意再去寻求印度的理解。

3印度南亚战略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影响:“房间中的大象”

关于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和两面性以及中国制定对印政策时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多数中国学者已经形成了共识。赵干城认为,“中国仍需要从大局出发制定促进稳定的策略,同时也需要做两手准备。

一方面印度应该被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中国应致力于促进和塑造与印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亦有必要应对印度将中国视作主要对手而来的各种消极现象,全力遏制将中印关系导向对抗的趋势”。

朱翠萍提出,“受个人层面、国家层面和体系层面因素的影响,中国被视为印度崛起的挑战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导致印度对华政策面临‘战略困境’、‘合作困境’与‘安全困境’,对华战略总在纠结与矛盾中选择。若无特殊原因,在传统威胁认知这一恒定因素影响下,莫迪政府对华外交战略的延续性将大于可变性

呈现‘防范’心态下‘谨慎平衡’与‘有限合作’的特点”。在中印关系存在竞争与合作协调与冲突的复杂局面下,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印度的作用性质和程度———显然需要中国进行仔细评估。

多数学者都同意,不论南亚是否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印度都是这一区域中任何政策都必须面对的最重要因素。

这不仅仅是因为印度本身作为南亚次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增长前景最佳的经济体如果能够和中国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后果也是因为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压倒性优势以及敢于在次大陆使用力量的战略信心,使得新德里的南亚策略不可避免地成为南亚其它国家和中国发展关系时的最关键外部因素,堪称是南亚地缘政治格局“房间中的大象”。

简言之,印度的作用和地位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印度本身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二是印度的政策对其他南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影响。有关印度是否愿意参与“一带一路”,能否实现和中国的战略对接,中国学者存在不同的认知和主张

陶亮认为,“‘季节计划’虽然对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基于两国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并不排除中印在‘季节计划’和‘海上丝绸之路’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双方对‘季节计划’和‘海上丝绸之路’彼此认可甚至合作,两国的相关项目才有可能顺利实施”。

叶海林则强调,“在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上,中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考虑印度参与可能带来的利益,也要认清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狐疑和渔利的心理。要更多地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少谈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特殊战略价值。

这一价值可能是存在的,但中国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中国谈论得越多,印度‘奇货可居’的心态就越强,中国就越不可能获得印度的支持。

中国应该明确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合作性质,拒绝任何将政治、安全和领土问题与‘一路一带’结合起来的主张”;并且建议“中方争取印度参与一带一路要实事求是,尤其不能把印度的参与与否作为衡量‘一带一路’战略成败的标准”

至于印度对其他南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影响,多数中国学者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印度一年多来的行为也证明了如果印度愿意,至少能够对南亚一部分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施加巨大影响,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形成逆转态势。然而,也需要看到,这种影响同样具有两面性。

首先,印度的阻挠可能———事实上也已经———激发了中国不顾印度的反对而更加积极地推进“一带一路”的决心,中国对尼泊尔的援助、与斯里兰卡合作的恢复都体现出中国的决心。与此同时,也需要看到,印度因素同样可能成为南亚其它国家和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具体项目上讨价还价的理由。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多年以来已经形成了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心态这种心态增大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成本,影响了中国在南海维权维稳的努力。

如果南亚国家也形成类似的经济增长靠中国、安全保障靠印度的心态,无疑也将会给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造成不利影响。这是需要引起中国注意的。

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应该更多强调双边项目的互惠性质,减弱对提供公共产品之类口号的宣扬,淡化所谓安全战略诉求,突出其经济合作属性。中国应该认识到,中国在南亚的主要诉求并非提供公共产品,也非建立安全秩序而是获得经济长期回报。

中国过度强调合作的战略性,一定程度上与过度强调提供公共产品相似,不但无助于推动中国倡导项目的实施,反而会在合作对象国中产生项目是服务于中国利益的,因而应该索求更优惠条件的心态。同时还要看到,中国在南亚的安全战略支点在巴基斯坦,而这个国家的对华政策是不可能受到印度左右的,其他国家即使中国能够通过经济合作获得某种安全回报,这种回报也不足以支撑中国在南亚的安全诉求。至于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在推进与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合作过程中的印度的南亚政策因素

中国既不可能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展开激烈而不计代价的伙伴争夺战,也不必要为了获取印度的谅解而主动放缓参与南亚开发的脚步。中国应该认识到,印度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迟滞中国推进相关项目,却无力填补中国资本和技术被排斥后的空白。

因而,只要中国保持一定的战略耐心,避免南亚国家产生在印中对抗中谋利的思想,在应对可能发生的逆转态势时坚持“底线思维”不动摇,就可以让“一带一路”建设回归经济合作本质,避免支付不必要的成本。(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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